全球性的危险与日俱增，它们悄悄地迫使世界上各个民族不由自主地组成一个风险共同体；从这个角度来看，的确有必要在跨民族层面上建立起具有政治行为能力的机构。暂时还没有什么集体行为者，能够担当起管理世界内政的使命，并且能够就必要条件、协议和程序达成一致。面对这样一种压力，民族国家联合成了一个更大的统一体。从欧盟身上可以看出，这也带来了危险的合法化漏洞。设在布鲁塞尔的欧盟机构还缺乏一种新型的组织基础；根据这样的新型组织基础，管理机构和网络系统与民主过程之间是越来越远。但是，面对挑战而无可奈何的态度反过来也说明，一种关于人民主权的实质性观念是错误的。
联邦宪法法院关于《马斯特里赫特条约》的判决尽管承认了《条约》最后提出的扩大欧盟使命的建议，但论证的出发点在于，如果履行国家职权不是针对“相对同质”的国民，那么，民主原则就会变成一纸空文。法庭显然是想回避一种“种族民族主义”的人民概念，但针对的是赫尔曼·赫勒(HermannHeller)，而不是卡尔·施米特。不过，法庭依然认为，一个具有民主合法性的国家政权必须把人民放在首位，因为人民是在政治意志的形成过程中把他们前政治的“民族认同”明确表达出来的。由于民主过程总是要启动，因此，国民肯定有机会把“相对同质的社会认同和政治认同用法律的形式表达出来”47。
法庭最后解释了《马斯特里赫特条约》所建立起来的为何不是一个欧洲联邦国家，联邦德国作为一个部分而加入其中，并将被剥夺作为国际法主体的地位（包括独立的司法、内政和外交以及独立的军队等)。48就其根本而言，法庭的目的是要证明，欧洲联盟条约所要建立的不是一个(类似于美利坚合众国的）独立的跨国法律主体。“国家联盟”49只是“受到了主权国家的委托”：
第三部分民族国家是否还有前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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