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亚洲，和特别是在非洲，殖民时代结束之后，形成了许多新的国家，但这不是什么有说服力的反面例子。当时，殖民者放弃了他们的殖民权，“让”殖民地独立；而这带来的一个问题就是：这些国家的疆域是人为划定的，虽然具备了对外主权，但没有建立起有效的国家权力机构。在很多国家，新政府在殖民政府撤退之后很久才逐步开始捍卫内部主权。这个前提即便是用“国家行为”(Staatlichkeit)，或者说镇压，也是无法满足的：
一旦用民族内容来“填充”国家，就会出现问题。这样也就提出了一个有趣的问题：后殖民国家为何必须是民族？……民族的建立有一个发展的过程，它意味着积极意义上的民族成员发展成了全体的民众，意味着国家权威得到了忠实的接受，意味着为了使成员之间进一步趋于平等而重新分配资源，意味着国家的行为能力扩展到了边缘地区。53
在这些表面上已经获得独立的后殖民国家中，部族冲突还在持续不断，这使我们认识到，一个国家只有在完成了从彼此都很熟悉的人种共同体向由相互还很陌生的公民组成的法律共同体转变之后，才能说真正成了一个国家。在西方，部族和地区虽然并没有彻底融合，但这种包容性的民族国家已经有一百多年的历史了。
从上述一体化过程中，我们完全可以看到，民主意志形成过程的功能要求应当在于政治公共领域的交往过程当中，而政治公共领域的基础是市民共同体，中介是大众传媒。这样，同样的议题在同一时间内就会引起广大公众的普遍关注，并激发起他们从四面八方展开热烈讨论。进而形成一种公众舆论，使各种议题和立场产生政治影响。我们显然可以作出这样的类推:下一轮迈向后民族社会的一体化浪潮能否取得成功，关键不在于某个“欧洲民族”的实质，而在于建立起欧洲政治公共领域的交往网络：它扎根在共同的政治文化当中，基础是一个公民社会，包括诸多不同的利益集团、非政府组织、公民运动等；具体表现为各个政党都能自觉地遵守欧盟机构的决策，并在议会党团保持团结之外，形成一个新的欧洲政党系统。 54
第三部分 民族国家是否还有前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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