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我们考察的这段历史和第二个论据之间同样也是一种辩证关系。直接而言,康德是搞错了,但是,间接来说,康德又是正确的。随着信息、人员和商品的不断交流,特别是随着贸易的不断扩大,各个国家之间越来越相互依存,15康德从中看到了一种有利于和平联合的发展趋势。在早期现代社会中,贸易关系不断扩展,形成了一个世界市场,按照康德的观点,这个世界市场“通过互惠互利”,可以培养起人们对于保障和平关系的兴趣:
这就是贸易精神,这种精神与战争无法相处,并且它早晚有一天会支配每一个民族。因为在从属于国家权力的一切权力(手段)之中,很可能金钱势力才是最可靠的;于是,各个国家就……被迫不得不去促进荣誉的和平。16
康德自然还没有(像不久以后黑格尔从对英国经济学家著作的阅读当中所知道的那样)了解到,资本主义的发展会导致阶级矛盾,并以双重方式威胁着政治自由社会的和平与假定的和平天性。康德也没有预料到,在资本主义工业化不断加速过程中,首先是社会矛盾被激化了,这些社会矛盾会用阶级斗争的方式向国内政策施加压力,并且把对外政策引入好战的帝国主义轨道。在19世纪和20世纪前半叶,欧洲各国政府总是利用民族主义的推动力,把社会冲突转移到外部世界,并通过外交成就来消除社会冲突。只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这场灾难结束之后,当民族主义的力量源泉彻底枯竭的时候,社会福利国家才有效地解决了阶级对抗,并改变了发达社会的内部状况,以致至少在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内部,国民经济的相互融合已经导致了“国际政治经济化”17,康德曾预言,这种经济化过程能带来和平的效果,康德是正确的。今天,在全球范围内,四通八达的媒体、网络以及系统等,形成了紧密的符号关系和社会关系,结果就是当地的事件与远方的事件相互作用,相互呼应。18这些全球化过程使得容易受到破坏的复杂社会变得越来越脆弱。一方面,由于风险巨大,核大国之间的军事冲突变得越来越难以捉摸;另一方面,地区冲突却越来越频繁,导致大量的伤亡。此外,全球化也使古典国际法的一些主要前提出现了问题比如,国家的主权,以及对内政策与对外政策的严格区分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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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容他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