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政府的行为者，如跨国公司和具有全球影响的私人银行，削弱了在形式上得到承认的民族国家主权。今天，30个全球最大跨国公司中的任何一个，年收入都比联合国90个成员中任何一个的年生产总值要高出许多。但即便经济势力最为雄厚的政府，今天也感到了，民族国家的有限活动空间与并非世界贸易，而是全球范围内密切相连的生产关系的要求之间形成了很大的反差。主权国家要想从它们的经济那里获利，这种经济就应当是它们运用政治手段能够施加影响的“国民经济”(Volkswirtschaft)。但是，随着经济的非民族化，特别是随着金融市场和工业生产在世界范围内联系的日益紧密，国家政策失去了对一般生产条件的控制19因此也就不再是维护已取得的社会发展水平的杠杆。
与此同时，对于主权国家来讲，对内政策和对外政策的根本界限也变得模糊起来。改变古典权力政治的，不仅仅是民主化和人权政策等规范视角，也包括权力自身的扩散。合作的压力不断增大，间接影响也就越来越重要：比如，对于感知语境的结构，对于联系的建立或交往渠道的中断，对于议事日程和问题的决定等。在通常情况下，对其他行为者作出他们抉择的框架条件施加影响，比直接完成自身的目标、行使行政权力或威胁使用暴力来得更为重要一些。20“软权力”(SoftPower)排斥了“硬权力”(Hard Power)，并且剥夺了康德所说的自由国家联盟主体的独立基础。
第四部分 人权——从全球和内政的角度看
2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