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2)：第一个前提认为，人权究其本质而言是道德权利。如果这个前提是错误的，那么，上述两个观点当中的第一个也就不能成立，这个观点认为：在全球范围内贯彻人权的时候，遵守的是一种道德逻辑，因而会导致干预，只不过这种干预被伪装成了警察行为。第二个观点同时也就被动摇了：干预主义的人权政治必然会蜕变为一种“与恶的斗争”。这个观点一直还诱发出错误的前提：着眼于有限战争的国际法足以把军事冲突纳入“民事化的轨道”。即便这个前提是正确的，具有行为能力并合乎民主程序的世界组织之所以赢得名声，是因为它“用民事的手段”解决了国际冲突，而不是有限的战争。因为实现世界公民状态意味着，对于践踏人权，不能直接从道德角度加以谴责，而应当像对待犯罪行为一样，在国家法律秩序范围内根据制度化的法律程序加以追究。正是国与国之间自然状态的法律化维持了法律与道德之间的联系，并为被告提供了充分的法律保护，特别是在今天的一些重大战争犯罪和刑事犯罪案件当中，也就是说，保护他们免受道德歧视。 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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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想通过讨论卡尔·施米特的异议，从元批判的角度展开这一论证过程。在此之前，我要深入到这些异议的背景当中，因为施米特用一种并非总是透明的方式把不同的论证层面结合在一起。施米特对世界公民权的批判，主要是从歧视性的战争概念入手的。这样，他的批判看起来就明确集中在法律问题上。施米特的批判始终针对的是《联合国宪章》中对于侵略战争的刑事化以及让个人来承担战争的罪责，而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古典国际法当中还没有这方面的规定。但是，施米特赋予了他的法律讨论以政治意义和形而上学论证。因此，我们想首先来阐明一下支持施米特提出异议的有关理论（1)；以便接下来深入探讨施米特论证的道德批判内核(2)。
第四部分 人权——从全球和内政的角度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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