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点我想用女权主义的历史来加以说明。为了不屈从于强权势力，实现其正当的政治目标，女权主义不得不一次又一次地从头再来。与西方社会中法律的普遍发展过程一样，女权主义的求同政治在过去的一个世纪中也一直伴随着这样一种模式，我们可以称之为法律平等与事实平等之间的辩证法。有了法律平等，行为自由也就有了保障；行为自由千差万别，所以不会带来生活处境或权力地位的实际平等。但现在看来，一方面，如果法律中规定的机会均等原则的实际前提不能得到充分的满足，那么，法律平等的规范意义将会适得其反；另一方面，实际的生活处境或权力地位所要求的平等又不能导致一种规范化的干涉，使假定的受益者的活动空间仅限于建构一种自主的生活。如果权利政治把目光紧紧盯着保护私人自主，而无视私人的个体权利与参与立法的公民的公共自主之间的内在联系，那么，它将在洛克意义上的自由主义权利范式与一种目光同样短浅的社会福利国家权利范式之间无望地摇摆。这点同样也适用于男女之间的平等问题。8
起初，自由主义政治的目的在于破除根据性别认同而获得的地位，确保妇女在就业、社会承认、教育和政治权力等方面的竞争中享有平等的机会。但是，形式平等仅仅部分得到了贯彻，这样反倒使妇女实际上受到不平等对待这一事实显得更加突出。有鉴于此，社会福利政治针对妇女怀孕、生育和离婚时的社会压力作出了一系列的特殊规定，以保障她们在社会、就业和家庭中的权利。可是，女权主义的批判不但对准未能兑现的自由主义要求，而且也针对那些成功推行社会福利纲领所造成的悖论后果，比如，由于补偿制度，妇女失业风险加大了，低工资阶层中妇女的比例过大，“儿童福利”面临重重问题，还有妇女的处境越来越贫困这一普遍问题，等等。从法律角度看，产生这种反身性歧视的一个根本原因在于，判定谁处于困境以及划分贫困群体所使用的分类标准过于粗梗。这就是说，这些“虚假”的分类导致了对生活采取“规范化”的干预，从而把旨在补偿损失的措施变成了新型的歧视，自由非但没有得到保障，反而被扼杀掉了，就女权主义的权利领域而言，社会福利政治的温情主义依然是在作表面文章，因为传统的解释模式仍然指导着立法和司法，而立法和司法又强化了现存的性别认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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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容他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