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从海湾战争到《马斯特里赫特条约》，再到前南地区冲突，避难问题和右翼激进势力，直到联邦国防军被派驻到北约以外地区，等等，一个接着一个的挑战，搞得政治公共领域和僵化的政府应接不暇。权力格局的改变和国内局势的变化无疑都需要作出新的反应。但问题是，如果依然坚持应急抉择和私下交换意见这样的反应模式，那么，联邦德国对于应变究竟自觉到了何种程度呢。
写出诸如《回归历史》(Rückrufin die Geschichte)和《畏惧权力》(Angst vorderMacht)这类率尔之作的历史学家，提醒我们应当向右看，以便“告别前联邦德国”。他们声称，德国战后辉煌的民主历史近来受到了普遍的赞誉，因为德国走的是一条名副其实的“特殊道路”。联邦德国可谓是国家战败，民族分裂，处于一种屈辱的不正常状态；然而现在，民族国家的领土和主权已经得到恢复，所以，联邦德国必须从其遗忘权力的乌托邦主义中走出来，沿着俾斯麦所开辟的强权政治道路，自觉地把自己重新放到欧洲盟主的地位上去。在庆祝1989年那场巨变时，人们发泄的是一种一直未能如愿以偿的正常起来的愿望，以求忘掉1945年的阵痛。35他们反对短期之内事事都另作打算，但他们想通过对告别前联邦德国作出不同的理解来展示一种新的前景。由此看来，前联邦德国倾向西方并非明智之举，而是随机的外交抉择，说到底，这不光是一种政治决策，而且也意味着要同以威廉帝国为标志，并导致魏玛共和国解体的那种特殊的德意志传统在知性上彻底决裂。联邦德国倾向西方，还改变了知性转型的方向。1968年学生造反运动之后，知性转型在福利社会的有利条件下，广泛影响到了各个阶层，并在德国大地上第一次使民主和法治国家观念在政治文化层面上扎根下来。今天，关键在于，让联邦德国的政治角色与新的现实吻合起来，而又不必因为统一所带来的经济问题和社会问题的压力，而中断自1989年以来一直滚滚向前的民主政治进程，也不要牺牲、不再依靠种族，而是立足公民的民族自我意识的规范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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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容他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