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对规范问题的话语分析允许对道德有效性与法律有效性进行明晰的区分。商谈原则表达了一种关于公平(impartiality）的总体观念，这种观念在道德规范与法律规范中的表达虽不相同，却相互补充。哈贝马斯在法律和道德之间的区分挑战了传统的假定，即道德代表了一种基本的法律及政治原则都必须奠基其中的高阶价值领域。随着围绕国家和实证法律秩序组织起来的现代社会的出现，对政治合法性基础的理解遭遇了一次深刻的转变：现代自然法或社会契约论与传统自然法决裂了，前者主张政治权威来自那些服从者的意志，而非来自神授的道德秩序。然而，如果不常常对之加以批判性检验，道德优先于法律的传统假定便继续在现代政治思想的自由主义和社群主义传统中扮演着核心角色。洛克传统的经典自由主义给予个体自由的前政治的基本权利以头等重要性，社群主义思想家则要求植根于世袭国家、宗教或族群认同的种种价值，成为所有必须解答的政治正义问题不可规避的背景。哈贝马斯同时反对这两种传统，他认为法律和道德处于互补关系中。现代法律秩序视为神圣不可侵犯的基本人权本质上是法律权利(legal rights),而并非道德权利(moralrights),后者是强加于公民立宪实践之上的外部约束，尽管道德考量已经进入了关于基本权利的辩护。
英译本编者导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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