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问题导致人们把两个经验主义的解释策略联系到了一起，这一点十分重要。得到公共认可的规范形式，一旦破坏规范不再是通过外部制裁，而是通过内在制裁，也就是说，通过羞辱感或罪责感而得到惩罚，那么，其内在前提就会失去意义。15但是，这样一种解释从一开始就失败了，因为它无法合理解释自我惩罚的情感。“希望得到”诸如此类的内在惩罚，或许根本就没有什么合理的动机。16一方面，不经深究就严肃对待一种坏心眼，与此同时，却又使之成为实践思考的对象，这样做实际上等于又对它进行了深究，仅仅从抽象的理由来讲，这样做“对我就是不合理的”。只要我们的行为合乎道德，我们就会这样做下去，这是因为我们认为它是正确的或是善的，而不是因为我们想躲避内在制裁。“内在化”(verinnerlichen）正是指那些已经被我们掌握了的制裁。但是，掌握本身是无须加以合理解释的，至少是无须从当事人的视角加以合理解释的：能够调节整个共同体的东西，对于当事人来说未必就是合理的。 17
关于同情或拒绝的道德情操，并不能为义务提供合乎目的理性的直接论证；同样，契约论对于一种规范秩序的论证，也不会导致内在的否定性情感。道德情操表达的是立场，它们包含着一定的道德判断；在发生冲突的时候，我们不能仅仅用实用的理由或有偏向性的理由来对道德判断的有效性加以论证。古典经验主义未能很好地解释这一现象，因为它忽略了认知的理由，因而最终无法用偏好来解释道德规范的约束力。
\*免费搭车者(freerider)是由美国经济学家曼瑟尔·奥尔森(MancurOlson)在1965年提出的。在其著作《集体行动的逻辑》中，奥尔森用这个概念指那些使用了超出其公允份额的公共资源的行为。—编者注
第一部分应然的权威具有多大的合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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