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于自动驾驶汽车、机器人垃圾收集、无处不在的传感器和安全摄像头，以及从图书馆和健康卡读取居民身份证的集中信息管理系统。加拿大总理贾斯汀·特鲁多称赞该项目是清洁、绿色城市的先兆。谷歌的前首席执行官埃里克·施密特解释说，这个想法来自谷歌的创始人，他们兴奋地想到“如果有人给我们一个城市，让我们来管理，你可以做所有的事情”(科夫曼2018)。显然，最初的协议中没有提到在码头区收集数字数据的所有权和条款。这个问题一直很模糊，直到TechReset Canada (Barth 2018)领导的一场运动迫使公众注意到这一点，该组织反对无限制的数字商品化，批评交易的不透明性，坚持将合同公之于众，并要求规定确保“该项目的数据和数据基础设施是多伦多市及其居民的属性”。这动员了一个联盟，其参与者从住房活动家到心怀不满的城市规划者;他们的事业甚至赢得了加拿大顶尖高科技企业家的支持，他们反对将知识属性拱手让给外国公司。监督码头区协议的董事会重要成员辞职。截至2019年初，这个问题仍未得到解决。SidewalkLabs可能会对反对意见做出妥协，但也会通过同意只收集汇总的匿名数据来回避抗议一一这种策略虽然解决了个人隐私的有限问题，但却没有触及企业对人口层面信息和城市设计的控制这一更大的问题(Greenfield 2013)。
7)反企业技术冲击。这些担忧中有许多汇集在一起，形成了一种模糊的“科技冲击”，反对大型数字公司的权力。Facebook、剑桥分析公司(Cambridge Analytica)和2016年美国大选中的俄罗斯网络战丑闻，促使沉寂已久的关于数字寡头所有权集中的讨论重新活跃起来(Foer 2017;Mosco 2017)。即使在以反对国家监管而闻名的美国高科技圈内，也有声音对bb0和Facebook自我监管的能力表示怀疑，并呼吁提高透明度，甚至对其算法流程的负面外部性承担财务责任。其他批评的声音更为深入。
比如，问资本的媒体公司在多大程度上深深地、基本上依赖于广告的“假新闻”和精心设计的注意力操纵。在欧洲，诉讼是针对数字资本主义巨头的，罪名是违反公共法规和劳动法、逃税和滥用垄断权力的反竞争行为。在伯尼·桑德斯(BernieSanders)和杰里米·科尔宾(Jeremy Corbyn)的竞选纲领中，出现了对一些最大的人工智能开发公司进行拆分和监管的呼吁(甚至在特朗普等右翼威权民粹主义者的思考中，也出现了这种呼吁)。反垄断政治与反资本主义绝不是一样的，但这种担忧的“主流化”的一个影响是为讨论更激进的“数据库社会化”命题开辟了一个空间(Morozov2015)。这些问题超越了对寡头垄断的监管或解体，延伸到建立与国家和市场分离的“公地”机构，以及与政府和企业权力保持一定距离的公共计算公用事业的形成。我们将在结束语中重新讨论这些问题。到2018年，就连商业评论员都在谈论对数字资本态度的改变，这是一系列因素之一，与小工具饱和的市场和国际贸易战一起，给高科技“打击”了人类价值的可靠指数——股市(Rajan 2018)。
automating the social factory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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