伯尔尼的回应来自于2011年奥克兰港(Port of Oakland)被封锁的一篇论文，当时正值美国更广泛的占领运动时期。他指出，物流基础设施(如高科技港口设施)既涉及到工作的数字化，也涉及到资本对廉价劳动力的寻找。伯尔尼(2013)断言，对于工人来说，要控制这样的系统，“换句话说，夺取全球工厂的控制面板”，就意味着要承担对他们构成敌意的系统的管理。端到端物流的设计是基于商品的“大批量和超全球分布”，而这些商品的必要性恰恰应该受到社会革命的质疑。最后，伯尔尼认为，接管全球体系的想法回避了对资本的反抗必然具有的地方性质，这种反抗至少在一开始会被孤立在一个仍然占主导地位的世界市场中，必须利用手头的技术，而不是立即接管全球基础设施。因此，用“超级计算机的字面上的救世主”来建立一个新的社会秩序在很大程度上是无关紧要的(伯尔尼，2013)。
托斯卡诺(2014)对伯尔尼的回答是，资本主义技术系统的革命性重构并不排除对其具体组成子系统的批判性评估。并批评伯尔尼的浪漫主义，认为解放需要技术，从而产生“小社区或公社的透明度”。这场辩论随后在多个方向上延伸(degeneratedcommunism 2014;Cuppini, Frapporti and Pirone2015;Chua2017)，包括直接进入左加速主义的讨论。斯尼切克和威廉姆斯在他们关于完全自动化社会主义的论证中，承认伯尔尼提出的问题，但建议“重新利用”资本主义技术是一个务实实验的问题(2015:145-53)。伯尔尼(2018)批评了这种“混合搭配”的过渡理论，在这种理论中，革命可以“抛弃无用的技术(核武器:坏)，培养有用的技术(抗生素:好)”。他认为，这是一种将技术视为“离散工具，而不是相互关联系统的集合”的观点，并重申了他对加速主义思想的根本挑战：“马克思主义者和其他许多人的标准假设是，尽管技术有有毒的排泄物，但技术越发达，就越容易产生共产主义。但是，如果这些技术实际上使它变得更加困难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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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human pow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