及福特森等人(Fortson et al.,2007)的研究，这些研究与“社会补偿”模型也是相符的。然而，埃里森等人（Ellisonet al.，2007)、谢尔登(Sheldon,2008)、帕克(Park,2010)及彼得等人(Peter et al.,2005)的研究则支持“强者愈强”模型。比如，帕克(2010)发现，大学生中间的无线网络使用和其与朋友及熟人间的面对面互动呈正相关。同样，谢尔登(2008)发现，乐于在线下交流的大学生拥有的线上伙伴也越多。彼得等人(2005)也发现，外向的年轻人自我披露的信息更多，用于线上交流的时间也更多。
对密歇根州立大学800名本科生随机抽样进行的调研同样显示，与不使用Facebook的学生相比，Facebook用户拥有更多的社会资本；成为该网站的会员能提升用户的心理幸福感，尤其是对于那些感到自卑的人(Ellisonet al.2007)。该研究发现，某些网络社区的成员身份折射了用户在日常生活中的社交网络；因而，线上的行为与交互并不是独立于其现有的线下身份的。
希尔兹和凯恩(Shields and Kane,2011)所做的一项研究考察了互联网使用程度(及使用类型)以及网络使用与各种社会心理变量—如沮丧、面对面交流、人际交往压力之间的关系。此次研究的对象是215名大学生。鉴于既往研究结果各异，研究人员预计，网络使用的正向联系与反向联系同时存在。正向联系的主要依据在于，人们使用网络的主要目的是与他人保持联络，比如发送电子邮件(LaRose et al.,2001;Morgan and Cotton,2004)，因而不会出现太多沮丧与人际交往问题。与“强者愈强论”相一致，这种预期认为，在线下社交活跃与调适良好的个人，在网上也表现出相似的适应性。反向联系的合理性在于，过度沉迷于网络的人也很有可能频繁饮酒、食用大麻及其他违禁药物。按照这种推理，如果过度沉迷于网络是为了达到与饮酒、吸食毒品相似的目的(比如，由于不知该如何应对，而采用这种方式来缓解压力或紧张情绪)，那么其必然会与药物及酒精发生关联。最后，希尔兹和凯恩的研究(2011)还调查了网络使用(出于工作、学习及个人需要)与学习成绩间的关系。研究人员在阅读大量文献的基础上也认为，出于非学术目的的网络使用越频繁，学习成绩就越糟。
整体而言，研究结果为“强者愈强论”提供了支持。
这些结论表明，出于个人及学术相关目的的网络使用要多于出于工作目的的使用，这或许与某些大学的互联网课程传输体系的整合有关。另外，由于学生年纪轻、没有专业工作岗位等，这也需要他们借助于网络。与其他研究发现相似(PEW，2002)，电子邮件是人们与他人沟通时最常用的方式，但社交网站的使用同样非常频繁，搜索引擎的使用也很普遍。至于其他用途，就没这么普遍了，尤其是访问色情网站；这与媒体及某些流行文化分析所担心的过分消费网络色情形成了鲜明对比。与其他有关大学生抑郁的研究相一致(如Voelker,2003)，希尔兹和凯恩也发现在自己的研究样本中有抑郁症状的比例相对较高。然而，上网频率与抑郁症状并无关联，而且多数上网类型也与之无关，这表明上网并非造成抑郁的主要原因，人们也不会因为抑郁而上网。如果说两者之间存在关系的话，那么主要是正向关系。这些发现从某种程度上佐证了作者原先的假设，即为社会关系而上网不太会出现抑郁症状与社会问题。尤其是“从网上开启新的一天”的用户，出现抑郁症状的并不多，这或许是因为从网上开启新的一天的生活状态意味着人对社会交往的渴望。有意思的是，这两种不太会引发抑郁的上网类型都是在浏览新闻网站、观看视频。虽然作者并未询问受访者观看的视频内容是什么，但很可能都是与新闻相关的。此外，YouTube等网站上的许多视频都是旨在带给人们欢乐与幽默的。唯一可能使人感到沮丧的数字媒体行为是在网上结束一天的生活。这种情形也可能与“来自与父母争论的压力”及“对重要的另一人的不满”有关。在网上结束一天的生活可能意味着人们渴望逃离人际关系问题，因而上网成为一种适应不良的应对行为。
第5章社交媒体、人际关系与心理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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