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人类学家克利福德·格尔茨(CliffordGeertz)及其他对文化内容感兴趣的研究人员进行研究的同时，斯图亚特·霍尔(Hall，1966)也着重强调了编码与解码，对文本“固有”意义提出了质疑，而倾向于将能动性赋予读者的解释模式。戴维·莫利(DavidMorley)对罗兰·巴尔泰斯(Roland Barthes)提出的“作者已死”范式进行了扩展，通过对全国范围进行的案例研究扩展了霍尔的方法(Morleyand Brundson,1980);对读者或受众能动性的关注代表了从文本分析转向了所谓的“民族志转向”(Ang，1985)。该方法也引发了粉丝研究的增加，以及一系列有关媒介与公共或流行文化关系的研究(Jenkins，2006)。
在莫利研究的基础之上，保罗·杜盖伊等人(Paul duGay et al.,1997)提出的“文化回路”方法使研究者们在相互影响、形成某个特定文化对象的意义(本例中是指索尼牌“随身听”)时，得以勾勒出文化的动态特征如同消费、生产、控制、再现与认同的核心类别所描述的。虽然索尼随身听的案例研究本身距今已有几十年，但这种研究方法的重要意义依旧存在(Goggin，2006)。文化研究(duGay et al.,1997)使用当时(索尼随身听)的重要技术来进行分析，是出于两方面的目的：一是分析媒体实践(消费与生产)的新形式；二是为了将这种仍然有利于学生与研究人员的新兴学科(文化研究)的理论与方法论巩固并传递下去。这项研究之所以持续受到人们的关注，原因在于它捕捉到了20世纪90年代文化分析的精髓，提供了一种超越那个时代的文化研究的基准；约尔特、伯吉斯与理查森(Hjorth，Burgess andRichardson,2012)运用“文化回路”方法对iPhone进行了分析。“文化回路”既是文化研究的重要里程碑，也明确了其与物质文化和消费研究的关系如何演变、我们该如何理解这种关系的演变。
物质文化研究
文化研究引起了我们对文本以及结构与能动性之辩的关注，而物质文化研究则聚焦于人们以各种物质形式参与这些事务背后的过程与组织原则。物质文化研究的历史可追溯至博物馆与“文物”收藏，在这些地方，各类物体得以依据其运用的技术等级以及相应的社会进程进行排序与分析(Buchli,2002)；物质文化研究发端于英国的社会人类学，是典型的跨学科讨论与方法。虽然物质文化研究的内容与方法各不相同，但物质文化研究的基本主张是其不同于语言学及其他相关通信形式。正如蒂利(Tilley)所言：“物质文化并不是像语言或语音脚本一样来传递意义内容。”(Tilley，1991:17)
第6章 参与实践:做个性化的媒体
1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