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的社会形塑框架的第三种研究方法是社会构建主义，即人们通常所讲的“技术的社会建构”。技术领域的先驱，如雷蒙德·威廉斯(RaymondWilliams)和朱蒂·维基克曼(JudyWajcman)，影响并丰富了技术的社会建构方法的内涵。该方法有别于技术决定论。文化研究与技术的社会形塑方法中有关受众与用户能动性的研究此时出现了重叠，预示着当前媒体的“参与”模式将会有怎样的内容(Jenkins,2006)。
由于技术已日益成为社会关系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以及用户身份与生活方式的典型特征，因而，将用户与技术间动态关系进行概念化的模式也必然越来越复杂。技术涉及多个层次，包含了符号学及物理学形态，不仅扩展了现有的社会交往礼仪，也提供了新的表达形式与媒介素养。正如雪莉·特克所指出的，“技术是对人一生的墨迹测验，反映了我们不断变化的情感承诺”(Turkle,2008:11)。技术的社会形塑学者们致力于深入理解改变我们认识和使用媒介与技术的不同因素，而技术社会建构理论学家们则越来越愿意与文化研究学者展开对话，试图理解权力与身份在媒介活动中扮演的角色。
文化研究
文化研究的确立主要应归功于理查德·霍格特(RichardHoggart)及当代文化研究中心(CCCS)的伯明翰学派。伯明翰学派在1964年至1988年间对流行文化(尤其是大众媒体与青年亚文化的关系)、差异政治(性别、种族、阶级)与霸权(权力意识形态)进行了分析。虽然威廉斯与霍格特被认为是文化研究初期阶段的重要人物，但文化研究的兴盛却是在斯图亚特·霍尔(StuartHall)主持期间(1968—1979年)形成的。文化研究以隐性权力关系—尤其是领导权—为着眼点，越来越关注流行文化与物质文化中的各种矛盾(抵抗与控制)。这一时期的主要文献有《亚文化：风格的意义》(Subculture：TheMeaningofStyle)(Hebdige,1979)与《通过仪式进行的反抗》(ResistancethroughRituals)(Hall and Jefferson,1976)。以安吉拉·麦克罗比(AngelaMcRobbie)为代表的女权主义学者突出强调了亚文化通常是如何复制支配权(及男性至上主义)结构的。
数字技术研究(世哲手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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