声称，iPhone只是他称作“捆绑应用”的诸多设备中的一部分；但戈金(Goggin，2011)则认为，“捆绑设备”并不是生成性平台，因为这些设备的配置不利于用户的体验与协同创造。在戈金看来，这种转变的部分原因在于苹果公司通过品牌化运动，设法使智能手机的演变等同于苹果公司的变革。他这样写道：
令iPhone区别于其他手机的，或许是其包容性，同时还有苹果公司非凡的营销活动。iPhone所代表的适应的矛盾性正体现在这里。正如《连线》杂志Geekipedia所指出的,iPhone显然只是智能手机的后代产品，智能手机是指结合了各种电脑程序与娱乐选择的多媒体手机。然而，这一“自Apollo手机以来发销量最大”的手机将这种演变重新打造成了一场革命…(Goggin,2011：142)
或许只有跳出媒体形象与用户日常个性化实践的华丽辞藻，我们才能更好地理解：移动媒体如何经过再利用与重新定位而演变成了iPhone革命。比如，我们能够说，存在一种iPhone效应吗？除了起初的“新奇”与新鲜感外，个性化活动的实际情形是怎样的？
鉴于我们的第一个案例研究已探讨了一个年轻女孩在社交媒体上的过渡仪式，第二个案例，我们将思考女性的移动媒体个性化体验及其与工作和家庭生活的联系。在第一个案例中，我们思考了年轻人身份意识形成时的个性化，而本例将通过在2009年至2010年间对澳大利亚墨尔本一定数量的用户的调查与访问进行分析，揭示各个年龄层人们个性化活动的特征。本例以个性化及影响间的关系为着眼点，表明移动媒体活动是一项性别差异明显的活动(Fortunati,2009;Hjorth,2009)。事实上，就个性化而言，女性似乎最乐于讨论工作与休闲、家庭与外界间的挣扎—格雷格(Gregg，2011)称之为“泣血呈现”。本研究中，iPhone用户细致讲述了那些似乎造成了控制与放任、定制化与标准化之间分歧的应用。不过，许多受访者称，虽然一开始下载了大量的应用，但在“蜜月期”过后，许多应用就用得非常少了。
为了理解“蜜月期”过后人们对iPhone的知觉与使用情况，我们对用户进行了调研：一次是在调研对象刚刚购买iPhone并且已经使用过各种类型的媒体活动之后；另一次是在他们已经使用一年之后，来考察这些活动如何被融入(或者没有融入)到用户的生活中。一次调研是在2009年iPhone3推出之时进行的，另一次是在2010年iPhone4发行时进行的。为完成此项研究，我们调查了40名女性，她们的年龄各异，来自澳大利亚不同的社会经济与文化背景中。一个显然的事实是，许多受访者要么拥有IT经验，要么认为新媒体是工作的必备要素或一种兴趣爱好。这种媒体素养的养成不是iPhone本身的影响，但却有力地说明了iPhone推出的时机正是女性工作与创造性所处的新媒体大环境的组成部分。正如福尔图纳蒂(Fortunati,2009)所言，我们需要对性别分层进行更多研究，尤其是在年龄与阶层方面，以更好地理解移动媒体活动对于不同性别的作用差异。此外，我们还看到，手机已经成为一种多媒体设备，类似于微型大篷车，里面包含着个人的各类细节信息，就好比某个人的“家”是家庭生活、隐私与家人的象征一般。虽然“大篷车”一词赋予了更多的移动性，但其所代表的重量及等候(即暂时性)永远提示着人们:还有许多任务与工作需要去完成。人们为这种现象赋予许多名称，其中就包括“无线控制”(Qiu，2008)，这意味着，移动给予我们自由，但同时也创造了更多的限制。比如，我们可以“自由地”漫步，但要随时随地能被人找到。这种微型大篷车也反映出，人们越来越倾向于在家办公。正如隐私在走向公开一般，公众，尤其是工作，也趋向于私密。
数字技术研究(世哲手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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