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分析层面是受到了海德格尔与其他实体论技术批判学者的鼓舞。他们主要关注人类活动的技术中介效应，而不关注其目标。技术批判理论并未以本体论的观点来看待技术，因而避免了海德格尔等思想家所假定的反面乌托邦式的主导叙事。
第二个层面，也称作“次级工具化”，分析了行动者体验并理解这些功能可供性的方式，强调了行动者如何看待并建构其设计与使用的各种设备与系统的意义。某种物质的技术可供性一旦被确定，便再次获得了社会情境意义。每种技术都是属于社会世界的，也正是在这里获得了意义。这个意义的构成要素包括所要处理的问题的属性、对该情境中社会群体产生的不同效应、技术的外观及其内涵等。第二个分析层面受到了技术建构主义学者喜爱的经验研究的启发，不过进行了修改，以思考建构主义学者常常忽视的宏观社会影响。
讲到次级工具化的案例，我们不妨回过头来，再次对快餐与家宴做个对比。的确，快餐去除了吃饭的情境，将其简化为一种补充能量的行为，然而事实并非仅仅如此。快餐技术也是有其产生情境的。快餐是由通过发放熟食来赚取利润的企业提供，符合法律对清洁度及其他便利设施的要求。有时，快餐还会因品牌活动(广告及公关活动)而增色不少，通过这些品牌活动，快餐被赋予了某些文化含义。与之形成对比的是，家宴的意义虽然看似更为丰富，不过，其意义同样也取决于各种调料与烹饪器具的初级工具化。快餐与家宴相比，的确是去除了一些情境，但两者都运用到了初级工具化与次级工具化。不存在所谓的纯粹技术。
工具化的两个“层面”之间的区别目前仅存在于分析层面，而非现实。两者构成了一个研究框架，可以解释技术的各个不同方面，而不是描述各个独立的现有事物。这两个层面彼此互为先决条件，既定技术发展中的每个不同“阶段”都包含了这两种工具化模式。这种双层框架的一个关键点是初级工具化与次级工具化间的迭代交互。技术在现实世界中呈现的意义又反馈到技术发展进程中各个阶段间的设计。
总之，所有的技术都是初级工具化与次级工具化的某种特定配置。技术行为的对象往往也是参与这两种操作的社会对象根据社会建构的有用性标准，凭借想象来理解某个设备的可供性，即功能与意义。从方法论角度来讲，工具化理论促进了技术的解释学研究，将嵌入在我们使用设备中与编写进仪式中的隐含的文化意义显现出来。因而，虽然技术社会学创造的社会历史(包括 Pinch and Bijker的自行车或Schwartz Cowan的火炉)提供了一个有用的切入点，但技术批判理论的应用也必须突破具体案例研究的限制，联系到更广泛的规范问题。
数字技术研究(世哲手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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