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0:264一265)。这种能力是需要经年累月的阅历而培养与提高的，既要有正规的文本(这里的“文本”仍然是范指)，也需要历经几代人对这些文本的推敲与批评。
人文认识论将认识、洞见与想象力等摆在特别重要的位置是有深刻含133义的，影响着好的人文知识的构成。按照哲学家理查德·埃尔德里奇(RichardEldridge)的话说，成功的批评阐释代表的是“作品的真正意义：作品如何将主题独特地呈现为对思想与情感的关注，融化在(批评者)对物质的想象探究中”(Eldridge，2003：147)。此处，埃尔德里奇的论述很好地总结了人文主义者对其探究对象(即“将主题独特地呈现为对思想与情感的关注”的文本)以及探究主体(即参与“物质的想象探究”的学者批评家)的态度。“文本”与“数据库”是两种不同的探究对象，批评家与科学家是两种不同的知识主体。
科学研究与人文研究的共同特征
前面一节，我对知识获取的科学方法与人文方法进行了对比。进行这样的对比是有益的，因为这样做有助于读者理解科学与人文学科不同的知识问题、目标及重点。但这样比较也有缺点，似乎表明科学与艺术间有着不可逾越的鸿沟，仿佛两者是完全不可比拟的。不过，我并不想强调“两个文化”的表述，尤其是当我倡导在人机交互中可以同时使用科学方法与人文方法之时！（还有一点需要指出：某些学科领域—尤其是人类学——多年来已经富有成效地将这两种认识论巧妙地结合了起来。)
人文研究对理解力与敏锐洞察力的重视并不意味着科学研究缺乏这些。这里所讲的科学方法与人文方法的区别更多地是指其基本认识论，而不是指其整体过程或产品。换言之，知识获取的基本方法在科学学科与人文学科中可能是不同的，但所有学科都展现出了对方的部分特性。比如，严谨的实证研究具有批评或人文属性，例如，研究者要决定或判断使用哪些数据、在哪个领域开展研究，以及决定如何解释数据并将其呈现给同行。要成功提交科学报告也需要掌握该杂志或会议读者群的规则。同样，严谨的人文项目也需要对事实进行挖掘：既定情境中的创作条件怎样，其过往的接受度如何。理解了文化情境也有助于人们根据这些证据充分的特例进行归纳，人们还可以根据自身解释这些特例的能力来评估其理解是否正确。
数字技术研究(世哲手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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