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认识论 vs.人文认识论
研究电影的哲学家马尔科姆·特维(Malcolm Turvey)在一篇论文中探讨了科学认识论与人文认识论之间的差别，在这篇文章中，他对用科学模型研究电影的适当性提出了质疑。特维总结了经验研究与理论发展为何在科学领域如此成功，他接着指出，电影理论学者通常并不会收集任何数据，也不会通过实践来证明自己的主张。有鉴于此，特维感到诧异：“那些(关于电影的)理论怎么可能说服别人？……”(Turvey，2005：25)
对此，他给出的答案是，科学试图找出隐藏在日常观察背后的规律与模式，而“电影理论关注的则是人类已经知道并做过的事情”(Turvey，2005：25)。比如，我们已经知道爱情喜剧是什么，我们知道如何去回应，在剧院观看爱情喜剧时应该怎样做；所有这一切都表现在日常观察与了解中，并不需要去发现。问题在于，我们对这些规范的了解是模糊的：比如，我们常常感觉到某部电影、某本小说或某支歌曲是优美的，与我们本人产生了某种共鸣，但我们还得努力去解释为何会这样、怎么会这样。在博物馆或教室，当讲解员或老师指着某个细节、短语或笔画，告诉我们那是什么意思的时候(如象征性地告诉我们那是怎么做成的，其历史意义是什么），我们就是在体会真相的揭露。这个细节就一直摆在我们眼前，并不需要借助显微镜或DNA检测仪去观看，然而，我们却忽略了这个细节及其重要性；现在，不仔细盯着这个细节，我们就无法明白其是怎么回事。认识这些细节并将其联系到某个作品的整体意义的能力是人文学者的典型技能之一。正如美学家马西娅·伊顿(MarciaEaton)所言，批评家做的是“瞄准的营生，让我们认识到某个对象或事件的部分特征”(Eaton,1988:116)。
认识并指向正确的细节并非人与生俱来的能力，因为这种能力取决于人对规则与传统的觉悟，也就是说，我们从生活中获得的认识。18世纪的哲学家亚历山大·鲍姆嘉通(AlexanderBaumgarten)最早创造了“审美”一词，他将其定义为“成熟的感官认知”，这种人类禀赋包括感觉的敏感性、想象力、洞察力、良好的记忆力、诗意的性情、好品味、远见卓识与表达能力（Shusterman，
第9章 人机交互的批评方法与文化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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