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数字技术来结构性地增强人类的“天生”能力，似乎是最符合逻辑的提升人类认知的方法，但是从中介视角来仔细分析这一方法，就会感觉其并不是无懈可击的。按照上面所讨论的社会文化理论，人类天生的认知能力在人年纪很小的时候儿童一旦获得了语言能力—就已经有中介在发挥作用。因而，所谓的人类天生思维或记忆，事实上是文化的产物，因而在不同的文化情境中也是各不相同的。而且，根据分布式认知分析，在日常生活中解决问题时，人类通常都会借助于各种外部资源。因而，独立的认知能力，与增强框架中所以为的不同，并非“天生的”(Kaptelinin，1996b;KaptelininandKuutti，1999)；恰恰相反，是只有在人工条件下才能观察到的独特现象。这意味着，用新型器具来扩展人类认知不应被视为增强增强是指在人类某些天生认知能力基础上创造新的信息处理系统。相反，各种新产品的整合应当被视作一种开发过程，是“一种调节形式向另一种调节形式的转变”(Kaptelinin，1996b),或“重新调节”(Cole and Griffin,1983;Bødker andAndersen,2005)1]。
除了增强分析之外，还有一种研究策略是调查数字技术产生的认知效应—即由技术使用引起的长期变化。数字技术对学习者认知的影响是20世纪80年代教育心理学研究的普遍对象。西摩·佩珀特(SeymourPapert，1980)开发的程序语言LOGO，以及与之相关的微观世界概念，都号称既为数学及其他学科的投入而有效的学习提供了条件，也为整体的思维技能的发展提供了支持。然而，对LOGO认知效应以及其他程序语言及微观世界进行的大量实证研究的评估证据，却无法令人信服(如Pea andKurland,1984)。正如佩亚和库兰(PeaandKurland,1984)所言，适当地组织学习活动继而选择“最佳”技术更为重要。
技术中介与人类体验
有趣的是，隐藏在上述诸多人类认知增强研究背后的研究动机并不只是出于实证主义的考虑，即仅仅为创造改良工具或更好地理解某些现象。万尼瓦尔·布什(Bush，1945)展示了向人类认知提供技术支持的计划，将其作为战后新时代研究人员的下一个宏大目标愿景。道格拉斯·恩格尔巴特(Engelbart,1963)特意选择了创造提升人类认知的技术，将其作为研究方向，因为他认为这是人类所能想到的最有意义的人生目标。对于史蒂夫·曼(Mann，1997)和戈登与贝尔等人(Gemmellet al.，2006)而言，成为新奇的可穿戴技术的“测试员”真的就是一种改变生命的体验。他们一生中的几年，甚至几十年，都因为日常持续而广泛地使用个人计算设备而得到了改变。这一切都印证了研究人员的坚定信念，即个人技术不只是为了某些实际目的，而且还影响到人们整体上如何看待这个世界及他们自身。
第14章数字技术的中介视角：理解技术、心智与行为的相互作用
(Kozma,1992);提供需要的知识、易理解的表征、检索路径及构建场(Perkins，1993);战略性瞄准人类记忆的弱点(Sellen and Whittaker,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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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重新调节是指用一种媒介作为另一种媒介的表征，不要对这一概念产生混淆(BolterandGrusin,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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