展 示
基于展示的研究遵循的是艺术与设计的传统，而非自然科学、物理学或社会科学之路。要进行此类基于设计的研究，不应在实验室或田野，而应该在用于公众参与的场所，比如博物馆、展示厅，甚至是人员密集的网站。在这种情况下，设计研究者的目标是用设计器物来表达某些理念，鼓动公众发表意见。这些设计研究者往往借鉴了历史上著名的艺术运动，如结构主义、超现实主义、浪漫主义、古典主义、表现主义或极简主义(Arnason&Mansfield,2009)。
来自皇家艺术学院的托尼·邓恩(Tony Dunne)和菲奥纳·雷比(FionaRaby)明确使用设计来激发人们对新兴技术含义的讨论(Dunne，2011)。在2005年的“证据玩偶”项目中，邓恩和雷比创造了一套特殊的玩偶来探讨遗传学视角(见图18.6)。这些原型机产品意在激发公众对设计婴儿、理想基因、配偶逻辑与DNA窃取等问题的讨论(Dunne&Raby,2005)。他们的概念本身并未经过实证检验，而意在激发观众对这些问题进行思考与讨论。正如邓恩所阐述的，“让那些只看橱窗而不买东西、经常光顾商业街而后在网上以更低价钱购买的参观者，利用已经发展成熟的技巧，凭借想象来检验这些新观念”(Dunne，2006)。通过将有形设计置于公开展示环境中，设计研究者们对公众有意识的、条件反射式的、批评的眼光开展了研究。
对旨在公开展示的研究的判断标准，不同于在实验室或野外进行的基于设计的研究。要想获得成功，陈列品需面对观众，并有效地传达某种理念。换言之，这种以展示为目的的基于设计的研究的有效性与影响是由普通大众来评判的。比如，可以通过观众的规模、公众评论的数量、网站的访问量或批评的总体情绪度来衡量其影响。而且，接触到广大公众也是以展示为基础的研究者的动机之一(Hustwit,2009)。
基于设计的研究中的“场所”概念并不意味着某种特定的哲学立场。我们有意将研究情境的方法论焦点与施加于设计器物上的哲学立场区分开来(参见下文的“观点”)。这种区分显然不同于科斯基宁及其同事提出的以陈列室为基础的基于设计的研究概念，在后一情况下，设计者应用了批评理论与实用主义哲学，将设计器物引入展览馆与公共场所，以表达某种文化或政治主张(Koskinen et al.,2011)。为了让我们的框架更加灵活，我们专门对部署模式与哲学立场进行了区分。在我们看来，基于设计的研究在任何研究情境下都有可能采用任何哲学立场。
第18章“基于设计的研究”的预测、场所与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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