义上的共同参与。
不过，协作的实现方式也是多种多样的。最简单的协作可能采取的是相对独立的对话或交谈形式。这种交流可能表现为在博主的帖子下面发表评论。协作也可能不那么私密，比如在某个基于文字讨论的论坛上就大家共同关注的某些问题进行讨论。还有可能是极其分散的形式，比如在Twitter的数据流上发表内容。
当人们的互动有了更多的持续性与连贯性，并且能够持续相当长的时间后，就可以实现更多的交谈形式。那么我们便可以很自然地说，在线“社区”已经形成了要么是参与者刻意塑造的，要么是临时拼凑或自发整合的结果。可以说，数字通信的发展已经鼓励人们慢慢地接受了“社区”一词。比如，尼伦伯格(Nunberg，2001)指出，“社区”一词从本质上来讲大体是正面的(“恐怖主义社区”或“恋童癖社区”等词汇听起来总是有些奇怪的)。因而，如果有人试图将“社区”一词当作成功的数字协作的典型，那很可能意味着，他是盲目地接受了数字通信，并未充分思考以“社区”为基础的论证、决策或问题解决是否真的得到了优化。这其中的不确定性涉及对数字化社区运行规范的理解，因而自然成为社会科学研究的关注对象；无论此类社区是仅限于网络，还是将在线交流与传统的面对面沟通方式结合在一起。
在线社区的联系证明：以数字为介导的参与式协作，能够产生更丰富的社会结果。与此同时，另一个极端情况是与网络化沟通相关的松散组织结构，即该结构中的大量个体或许并不会在这里频繁交流，个体彼此之间或许并不相识。此类群体有时被称作“大众”，尤其是这些构成人员是聚集到一起来发表评论或听取意见的，这些群体形成的结果被称为“群体智慧”(Surowiecki，2004)。有些研究人员倡导人们努力对这类由松散参与者组成的网络进行动员与结构化，从而形成更加正式的大规模协作型智库，以实现“大众创新”(Leadbetter,2008)。这一想法遭到了部分人士的批评(如Lanier,2010)。社会科学研究必须帮助人们理解如何才能形成令人满意的协作。
人们对参与式协作持怀疑与批评态度，由群体智慧的现实窘境可见一斑。有人委婉地强调要有包容性。然而，无任何限制的包容一定会激起人们对随意发表言论与信息的担忧(Keen，2007)。而且，若是有人不认同数字通信成功地开创了政治参与及抗议的说法，听起来是十分不友善的。然而，有评论家指出，通过数字通信进行的松散的政治参与，与早先基于结构完善且可持续的社会群体关系的参与，这两者之间是有区别的(Caldwell,2010)。这再一次要求社会科学研究来告诉人们，有哪些补救措施可塑造新的数字参与体验。
数字技术研究(世哲手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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