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有些学者考察了影响人们参与桌面协作任务的意愿与舒适度的因素。伯恩霍尔茨等人(Birnholtz et al.,2007)发现，使用的输入设备类型会影响到群体行为，尤其是个体间的协作方式。莫里斯等人（Morris et al.，2006)考察了明确要求群体成员协作的手势能否提高参与度。用这种方式来加强协作减少了社会惰化，即某些人在群体协作中比单独工作时偷懒的现象。
基于实验室的桌面研究检验的典型对象是有关某些既定社会现象的特定假设(如 Harriset al.,2009;Marshallet al.,2007;Piper etal.,2006)。在诸多比较多点触控与单点触控模式的实验室研究中，马歇尔等人(Marshallet al.,2008)发现，改变群体在某个界面中的相互作用方式会影响到人们对任务的实际贡献。多点触控条件下能产生更合理的物理交互，但并不会影响到语言表达。强势的人讲话讲得最多，而安静的人依然保持安静。研究证明，技术无法逼迫人们讲得更多或更少，但能鼓励人们改变在桌面上的物理互动。在另一项针对7到10岁儿童进行的研究中，哈里斯等人（Harris etal.，2009)通过对多点触控界面与单点触控界面的比较发现，在既定的时间点，当界面只允许一名用户进行交互时，儿童谈论更多的是轮流次序而非任务本身。派珀等人(Piper etal.,2006)对执行轮流规则的人类主持者与施行该功能的软件进行了比较，旨在以一种舒服而鼓舞人的方式来帮助存在行为困难的青少年发展社交技巧。他们发现，用软件来执行规则比用人来推行更为有效。学生们觉得来自电脑的约束比人类主持者更舒服，也更稳定。
基于实验室的桌面研究揭示了各种桌面条件间的差异，以及与桌面与其他技术的对比；也带动了同地协作各类指数的发展，包括对协作者行为的觉察、交互密度、社会存在及公平参与。这些指数提供了刻画与实施围绕交互显示屏的群体相互影响过程的定性与定量研究方法。这些研究还概述了几种分析框架，阐述发挥作用的微妙机制。比如，协作学习机制框架分析了语言交互与物理行为在围绕桌面的协作中是如何配合的(Fleck et al.，2009)。这些框架能够揭示群体协作的细微差别，让我们了解如何在约束他人的同时推进某些行为。
数字技术研究(世哲手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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