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有资本是由国家投资和控制的资本企业。国有资本生存的基本依据在于获得利润，这是所有资本的共性。从社会表面层次上看，国有资本以市场平等主体的身份参与市场竞争，遵守共同的市场法则，就像其他所有的资本的生产者一样，共同参与市场过程。不同之处在于：国有资本的投资是国家政权利用强制力从社会汲取资源，再把这些资源的一部分转化为资本，参与市场竞争。因此，国有资本的投资主体属于一种特殊的组织机构，不像民营资本那样明确到具体的自然人、或者某些机构的身上，也不同于社会上一般的、以利润最大化为目标的机构投资主体。国家机构控制下的国有资本的理性不同于其他资本形式，追求利润的动机依然存在，但是，明显地居于从属的地位。
从创建国有资本的角度说，政府直接决定国有资本的生死存亡，意味着国有资本必然依赖于国家政权的支持。政府与国有资本构成上下级的权力关系，对政府负责是国有资本得以生存的前提条件。因此，行政权力的运行方式对于国有资本的运行方式产生重要的影响，也正是因为国有资本的运行方式呈现出与行政权力运行相一致的痕迹和色彩，即以行政管理的方式管理经济，必然导致国有资本的经济效率与政府的行政效率具有相关性。
由于国有资本能够获得政府的大力支持，其获利的方式发生了一定的改变。政府往往为国有资本提供一些特殊产业政策、金融政策、财政政策的支持，增强国有资本的市场竞争力；或者政府给予国有资本各种特种许可，造成国有资本的资源垄断、行业垄断，以某种垄断的方式进入市场，形成了国有资本的强势地位。从管理方面说，国有资本的高级管理人员由政府任命。对政府行政权力负责是这些高级管理人员的首要责任，对利润的追求则退居到次要的地位。管理人员以行政权力的思维模式面对市场竞争，造成价值取向的内在矛盾，作为资本管理者为企业求利的欲望必然受到抑制，从而导致效率低下。这是困扰国有资本的核心问题，只能通过不断的改革，才能逐步实现做优、做强、做大国有企业的目标。
处于资本体系的另一极是数量最大、最有活力的民营资本，民营资本也具有与西方私人资本不同的特性。马克思以西方私人资本为研究对象，在资本的人格化和资本家的物化的双向运动中理解资本的本性。这种高度抽象的社会前提是，在西方社会，以“人们在自己的社会生产过程中的单纯原子般的关系，从而，人们自己的生产关系的不受他们控制和不以他们有意识的个人活动为转移的物的形式，首先就是通过他们的劳动产品普遍采取商品形式这一点而表现出来”①。在经济活动领域中，“单纯原子般”的人际关系与商品交换关系的普遍化表现出高度的一致性，因而，无论是谁，在金钱问题上没有温情可言。
综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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