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资本主义时代，资本的商品生产占据了物质生产领域中的主导地位，非资本的商品生产也在一定范围内存在。资本的生产不仅生产与人的消费直接联系在一起的商品，同时还生产与生产的消费直接联系在一起的商品各种生产资料和劳动对象等。资本不仅生产商品，也生产“不是商品”的东西，《资本论》中没有创立明确的概念来表述这种“不是商品”的东西。用现代经济学术语来说，是为社会提供“服务”，这种服务与我们所说的第三产业有高度的契合性。但是，正如资本和非资本都为社会提供商品一样，资本和非资本也同时提供各种非物质形态的“服务”。两种不同的生产形式同时为社会提供商品和服务，使得整个市场呈现出高度的复杂性。总之，资本不仅生产用于生活消费和生产消费的两种不同物质形态、不同功能的商品，也提供各种不同的“服务”，这才是资本生产的全部结果。资本提供的生产消费资料和服务却是在研究“经济的细胞形式”中被忽略掉的重要内容。关于这两个方面的内容，我将在本书相关部分予以关注和具体的研究。
以物质生产和物质产品为主线，在资本主义时代，人们获得物质生活资料的主要方式是物质形态的商品买卖，即商品与人的生存状态直接相连。另外，在市场中，这种物的形式的商品也把资本与非资本的生产形式联系起来了。因此，无论从生产形式还是从生产结果上来说，揭示商品的本质是政治经济学的前提。
从历史上看，把商品作为理论起点经历了一个复杂的过程。斯密在《国富论》中确立自己的理论体系的结构时，按照分工—货币—商品工资、利润、地租—资本这样的逻辑顺序展开，即把分工作为自己的理论起点来研究资本主义制度。他认为，分工促进了生产力的增长，是实现财富增长的主要原因。由于分工带来了大量的剩余财富，促使人们产生广泛的交换行为，这就需要创造进行交换的媒介货币，由交换的法则而引出交换价值的决定，即劳动价值论问题。由于他把分工作为理论起点，否认了分工的历史性，并把分工和交换都视为人类有史以来就已经存在的范畴，也就把资本主义所特有的那种分工和交换视为人类社会的永恒现象。他把分工作为理论起点，导致其理论内部范畴之间、前后观点的矛盾越来越大，经常出现自相矛盾的情况，因此，这是错误的理论起点。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德意志意识形态》《哲学的贫困》等早期著作中，极其重视分工这个范畴，并初步形成了自己的分工理论，为《资本论》及其手稿中的分工理论奠定了可靠的基础。虽然马克思没有把分工作为理论起点，但在某种程度上，其早期的经济学研究受到了斯密的显著影响。
第二章 商品—“充满形而上学的微妙和神学的怪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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