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辩证法，因此应该从这个辩证法的立场来阅读。它表达了一种抽象劳动和具体劳动之间的关系，这种关系是如此不对称，以至于“利害攸关的对立不是两种时间形式之间的对立……而是时间本身(作为量的)和人(作为质的)之间的对立。 9970马克思并不总是用如此激进的术语去时间化人(在这段话中可以被解读为“具体劳动”)。例如，在一些段落中(主要是在《政治批判大纲》中)，人类劳动(“活生生的、赋予形式的火”71)不仅不反对时间，而且它的时间一一它在资本主义内部的时间——拥有一个定性的维度：
劳动时间本身这样只是主观地存在，只是以活动的形式存在。就它本身是可交换的(它本身是商品)而言，它不仅在量上而且在质上都是有规定和差别的，决不是一般的、自我等价的劳动时间;更确切地说，劳动时间作为主体与决定交换价值的一般劳动时间的对应关系，就像特殊的商品和产品作为客体与它的对应关系一样少。72
然而，与这段话中的劳动时间(应该被理解为具体的劳动时间)不同，马克思对政治经济学的绝大多数批判都将具体劳动描述为一个已经在自身之外并与自身相对立的时间，作为一个具体劳动被迫体现的时间。关于抽象劳动的次要文献一一仍然被抽象劳动是历史时间外在的而不是内在的立场所支配的文献一一记录了这一点。这里的问题不是对马克思的忠诚，而是在这些文献中缺乏具体劳动时间的概念，这个概念可以解释为抽象劳动是资本主义特有的一种独特的社会时间形式。有这样的陈述，即具体劳动“具有具体的时间性”73，其时间“具有特定的内容……是主观体验的”74，但(到目前为止)还没有系统的尝试将具体劳动概念化为同时是抽象劳动内部和外部的社会时间形式。对此有许多可能的解释，但有一个特别突出:这些文献仍然是马克思时间哲学的内部(这样它就存在)。75换句话说，这些文献(Bensaid,博恩菲尔德,波斯顿,Tomba, Tombazos等)并没有充分面对马克思为我们提供抽象劳动概念的事实
70 Osborne, Marx and the philosophy of time', 18.
71 Marx, Grundrisse, 361.
72 Ibid. 171.
73 Bonefeld, Abstract labour: Against its nature and on its time’, 267.
74 Tombazos, Time in Marx, 18.
75 More often than not, a condition of this interiority is a certain exteriority -indifference -towards Marx’ s philosophy of hist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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