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能因为剩余劳动的极限是生产劳动力所必需的劳动，就宣称剩余劳动具有质量。这并不是因为剩余劳动把这种必要劳动当作自己的界限(这是符合逻辑的)。更确切地说，基本问题在于，这种必要劳动不能自由地设定自己的界限。从每一种商品的观点来看，剩余劳动都不是生产劳动力所必需的劳动的自我设定的界限，而是强加的界限。因此，不仅是必要劳动本身，而且资本主义的界限本身也是作为“活的矛盾”而存在的。对于除劳动力以外的每一种商品的生产来说，这个界限是再生产劳动力所必需的劳动不仅应当而且必须超越的界限，而且，作为生产其他每一种商品所必需的劳动，也要超越这个界限。关于劳动力的再生产，有两点可以说明。第一，这个界限是必要劳动不仅不应该而且不应该超越的界限，因为这种不超越是创造剩余劳动的条件。这个障碍“原则上总是可以克服的”132，但考虑到工资形式和劳动力市场的调节力量，它在实践中很少被克服，即使被克服了，也只是暂时的。其次，这表明再生产劳动力所必需的劳动的限制实际上是一个没有障碍的限制：一个完全无法超越的限制。从劳动力再生产的观点来看，必要劳动和剩余劳动之间只有绝对的分离：“对工人来说，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作为不可超越的本体论条件的异化……资本的流通为它满载着剩余价值的回程而进行辩证转向的那个点，就是劳动力被剥夺的那个点，对工人来说，这是绝对的、纯粹的损失:这里既没有扬弃，也没有扬弃，而只是一种真正坏的无限性，因此根本不是辩证的。133在这一点上，回到前一章，我们可以说，资本是通过两种不同的、但相互依存的“走向极限的存在”形式来实现时间化的，在这两种形式中，剩余劳动必然同时是可超越的和不可超越的界限。因此，我们可以说，从时间化的观点来看，马克思既是黑格尔学派的，也是海德格尔学派的。
这就是马克思对“自由”或“可支配”时间的分析——无论是在资本主义内部还是在资本主义外部一—必须处于的背景。马克思一贯地把这个时间——特别是“可以支配的时间”——与财富本身等同起来：“财富的全部发展取决于可以支配的时间的创造”，更明确地说：“财富是可以支配的时间，仅此而已。135
132 Osborne, A sudden topicality: Marx, Nietzsche and the politics of crisis' , 21.
133 Haver, For a Communist Ontology’, 117.
134 Marx, Grundrisse, 398.
135 This formulation of wealth first appears in the Grundrisse (ibid. 397), and is elaborated on in Karl Marx, Theories of Surplus-Value, Part 3 [1861-63], trans. Jack Cohen (London: Lawrence & Wishart, 1972), 255- 57. This formulation is not Marx' s: it comes from an anonymous 1821 London pamphlet entitled The Source and Remedy of the National Difficul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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