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就把我们带到了历史的第三个“时刻”，即人的生物再生产所占据的位置—一人作为一个有生命的有机体的繁殖——与更普遍的唯物主义历史观的关系。一方面，这种再生产对马克思来说是一个哲学问题，因为从《提纲》开始的社会唯物主义，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被赋予了历史化的力量，对这种再生产的问题漠不关心，也就是说，首先是对人体的生育能力漠不关心。另一方面，《德意志意识形态》的历史意义同时就是对这种冷漠的承认和延续。在这部作品中，社会活动之所以是历史活动，正是因为“生命”在本体论上是从活着的人的社会需要出发的，而不是从人类生命本身的生物学起源出发的。在马克思看来，生活首先是一个社会范畴，因此需要和劳动—一人类社会性的两种基本表达——为生活提供了历史的可理解性。这里的重点不是淡化生物再生产的重要性，而是指出，这第三个时刻只是“历史的”，因为它是人类生活资料的社会生产的内在事实(这里的“资料”是“新鲜生命”本身)。在关系本体论的框架下，生物再生产的时刻也引入了马克思历史哲学的另一个原则:生活资料的生产与构成这种生产的那种关系是不可分割的。在生物再生产的情况下，马克思和恩格斯将这些关系描述为男人和女人、父母和孩子、家庭等等之间的关系，这些关系提出了一个问题，即马克思的“经济”是否是人类的性别本体论范畴，从而是否是历史的性别范畴。这个问题的哲学和政治意义并不是通过显而易见的答案(经济在马克思中无疑是一个性别范畴)来实现的，而是通过这个答案可能形成的唯物主义女权主义。在《德意志意识形态》和其他著作中，没有证据表明马克思认为“性”不是生物学上赋予的(也就是说，个体的人类身体在其社会化之前就被性赋予了)，这是一个充满讽刺意味的证明，证明了性这一占主导地位的概念的显著意识形态力量，足以说明，从历史中剔除自然，削弱了马克思人的概念的社会核心。从性哲学的观点来看，《德意志意识形态》对“自给自足的哲学”的批判是一致的，因为它忽视了“人类发展的实践活动和实践过程”。57然而，也有必要指出，《德意志意识形态》潜在地促进了一种性的批判理论，在这种理论中，“性”不是一种被盲目崇拜的“自然的”给定，而是一种社会关系，生活资料的生产再生产并依赖于这种社会关系。克里斯汀·德尔菲(Christine Delphy)关于两性关系的著作
57Marx and Engels, DI, 27 (GI, 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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