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在几乎所有其他方面，马克思在历史逻辑下对需求的包容标志着与1844年文本的决裂，其意义远比将自然和人类等概念追溯性地转化为历史概念更为重要。“需要”不仅被一种历史逻辑所构造，更重要的是，它的结构本身就是逻辑。《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的需要概念是历史化意义的一个重要维度:就劳动历史化而言，这不能脱离生产满足现有需要的手段和创造新需要来理解。换句话说，正是《德意志意识形态》在哲学上使“劳动”被登记为一个经济和历史概念，而历史不可挽回地与生存水平的需求联系在一起。当马克思和恩格斯谈到生命本身的物质生产，即“劳动中的自己和再生产中的新生命”55时，他们明确地指的是人类生存的基本需要。这是对1844年《手稿》的彻底聚焦和具体化,由此，“人类生活表达的总体”变得永久地联系在一起，并最终归结为物质生活。然而，这并不一定是1844年《手稿》范围的限制。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之后，我们没有理由相信人类不需要这种总体性，而只是相信这种总体性永久地建立在人类“必须能够生存”的认识之上。因此，马克思和恩格斯哀叹:
到目前为止，在整个历史观中，这个历史的实际基础不是完全被忽视了，就是被看作与历史进程毫不相干的小事。因此，历史总是必须按照一种无关的标准来书写;生活的实际生产似乎是原始的历史，而真正的历史似乎是与日常生活分离的，是一种超越尘世的东西[Extra-Überweltliche]。这样一来，人对自然的关系就被排除在历史之外，于是自然和历史的对立就产生了56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这段话中所批判的历史哲学，是以一种对自然的拜物教化的观念为前提的，或者可以说，是一种去历史化的暂时性，它成为生活实际生产的专属领域，并且如前所述，它消除了作为自然历史存在物的人，以及作为人类历史生活手段的自然。这种历史哲学在意识形态上与马克思和恩格斯赋予“生产方式”的概念地位相对立，后者把历史表述为人类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的一定形式。
55 Marx and Engels, GI, 50.
56Marx and Engels, DI, 39 (GI, 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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