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常援引这种历史时间的历史主义概念，因为他含蓄地将历史时间视为生产方式内部和生产方式之间发生变化的媒介。正如前一章所论证的那样，生活资料的社会生产具有非线性的时间结构，但是，本章认为，马克思未能将这种生产与总体化联系起来进行考察，这不可避免地将唯物主义历史概念中的历史变化和历史差异降级为一种历史决定论，这种历史决定论可以概括为“一个特定时间和地点与另一个特定时间和地点之间的变化和差异”。然而，历史的总体化并没有因此构成对“共时性”的诉求，而不是对“历时性”的诉求。这并不像阿尔都塞所说的那样，因为共时性是“一个连续的同质时间的意识形态概念”中的一个瞬间，从这个概念中，历时性成为“在时间连续体中连续的偶然呈现”。更确切地说，共时性和历时性在起源上是结构主义语言学中出现的非历史概念一一作为符号学系统的非时间继承—一因此不适合思考总体化、时间化和唯物主义历史概念之间的本质关系。10出现了许多问题:在什么意义上，总体化记录了对历史变化和历史差异的非历史主义理解?换句话说，在什么意义上，总体化记录了一种对历史时间的理解，这种理解是由其自身的历史性构成的，也就是说，由不同的生产方式本身构成的?更基本的是，总体性和历史化之间的关系是什么？
为了解决这些问题—一这些问题将在第3章和第4章继续讨论——有必要系统地研究总体化和时间化之间的关系，并且要在现象学现在的层面上这样做，现象学现在“包含了自身内时间光谱的总体”，并且“仅为历史提供了方向”。“这个“现在”不是亚里士多德在运动的可分连续性中的瞬间，而是奥古斯丁的记忆、注意力和期望的“三重现在”意义上的“现在”，也就是说，在埃德蒙·胡塞尔的时间意识现象学的持续的“厚现在”意义上的“现在”，一个既必须以自身的权利建立起来，又必须物质化为历史的现在12(优先的现在
9 Althusser, The Errors of Classical Economics: an Outline for a Concept of Historical Time’ , 96.
10 See, in particular, Peter Osborne, The Politics of Time: Modernity and Avant-Garde (London: Verso, 1995), 27-8. On this point, Osborne' s work is indebted to Johannes Fabian, Time and the Other: How Anthropology Makes its Object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83), 55-6. As we will learn, Sartre makes use of the synchronic' and the diachronic' throughout both volumes of the Critique, unintentionally smuggling in a historicism to his account.
11Osborne, The Politics of Time: Modernity and Avant-Garde, 49, 140.
12 See Harry Harootunian, Remembering the Historical Present’, Critical Inquiry 33 (Spring 2007), 477. For an analysis of the phenomenological present in Husserl, see Paul Ricœur, Time and Narrat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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