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称为“抽象劳动”的特殊资本主义形式的劳动是思考马克思的超历史劳动范畴(或“一般劳动”)的条件，抽象劳动的总化和时间化能力是资本的历史性力量的一个基本维度。在第3章对马克思的“必要劳动”和“剩余劳动”概念(这些概念也归功于抽象劳动的可理解性)进行考察之后，第4章将资本的生产过程-增值过程-作为历史时间的生产重新阅读，事实上，它是一种历史时间的生产，每一个现代历史概念—一包括唯物主义的历史概念一一都依赖于这种生产。我们将看到，正是资本的生产过程使我们有可能理解历史本身的一些最基本的性质:它不仅“作为它本身”而存在，而且它的时间永远不会停止。
从表面上看，马克思关于历史和历史时间的论文很少关注马克思的实际历史著作，这似乎很讽刺一—如果不是有问题的话。然而，例如《雾月日》或马克思后来关于俄国的著作的缺失，不应被解释为对这些著作所记载的“真实历史”漠不关心。为什么《德意志意识形态》的哲学维度受到如此关注，为什么这些维度随后被海德格尔和萨特解读，以及为什么经济学著作(《资本论》的各种草稿)几乎是本文后半部分的唯一焦点，并不是因为马克思的历史著作在任何意义上都不重要，而是因为它们的“历史”的可理解性取决于萨特所说的历史的“形式结构”（正如这些形式结构取决于“真实的历史”)。这里的要点是，不可能把纯粹的“真实历史”作为“衍生”历史的形式结构的基本本体论基线。18“真实历史”和它的形式结构是辩证地相互依赖的。
从表面上看，这篇论文也可能给人一种对历史时代政治漠不关心的印象。如前所述，这篇论文并没有将阶级斗争作为主题，也没有涉及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所说的“共产主义意识”——“根本革命的必要性意识”——对他们来说，这是“我们所勾画的历史观”的“结论”。19其目的是在哲学的基本层面上考察马克思对我们理解社会主义的贡献时间与历史之间具有历史变化的关系。然而最终，这种理解是一一也不能不是一—一种政治理解。正如本文的结论所讨论的那样，历史时间的概念之所以重要，不仅是因为它动摇了历史主义的权威，因为它把资本确立为思考历史的条件，还因为它迫使我们超越资本的历史时间进行思考，也就是说，它迫使我们去登记资本主义之后的社会历史时间的可能性。这就是历史时间概念的决定性哲学和政治问题:如果资本使历史的(现代)范畴成为可能，那么我们如何超越资本来思考历史?换一种说法:资本的历史时间和历史时间之间有什么区别，又有什么关系?这不是一个关于政治的论题，至少不是直接的论题。但它并非因此对历史时期的政治漠不关心。
18 István Mészáros’ s critique of Sartre, particularly his The Work of Sartre: Search for Freedom and the Challenge of History (New York: Moņthly Review Press, 2012), comes dangerously close to this position. For all of his appeals to real hiştory’ , Mészáros does not dialecticise its relation to the formal structures of history. Rather, real history' functions as a fundamental-ontological baseline for him, from which, it seems, the formal structures are derived. This is rather ironic, insofar as Mészáros places himself directly in line with Heidegger'. s.fundamental ontology' , albeit in an inverted form. Heidegger is a consistent target of critique across Mészáros’ s work.
19Marx and Engels, GI, 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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