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新工业无产阶级。与许多信息社会的说法相反，近几十年来，全球就业中工业就业的总体份额相对稳定。更重要的是，从1970年到2011年的40年中，制造业总产值增加了两倍多。以2005年美元计算(UnitedNations2013)，从2.58美元增加到8.93万亿美元，而当时世界人口甚至还没有翻一番，这与“失重”或“非物质”数字经济的幻想相去甚远。尽管大量制造业工作已经从欧洲和北美转移到海外，但大量的工业和其他传统的工人阶级的劳动仍然存在，并越来越多地以非工会化、工资分层化、散工化和解除管制的形式存在。这些通常对资本“信息时代”的基础设施至关重要，例如，建筑业现在是有线和无线建筑环境创建的中心。将计算机送入“云”的过程中，数英里长的电缆铺设用来建造巨大的数据中心，而手机基站建设，经常在压力下快速完成，是北美最危险的职业之一，会发生可怕的摔倒、死亡和受伤事件(Knutson2012)。然而，工业工作已经在全国范围内进行了重组，从资本主义制度的前核心向曾经的边缘转移1970年至2008年间，在被认为是工业国家的地区，工业工作下降了大约1/3，但在东亚地区，特别是在中国，工业工作却在稳步增长。例外的是日本和韩国，日本被认为是老牌工业国家之一，韩国在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早期实现了工业化，但从90年代初开始，其制造业在就业和 GDP 中所占比重下降(WorldBank 2013b：237—8)。这就产生了新的无产阶级队伍，就像我们已经在墨西哥、深圳和巴塔姆看到的电子装配一样。这些结构在某些方面类似于大规模工人，但工人所处的环境要危险得多，这一方面是因为数字供应链的灵活性，另一方面是因为自动化的新强度(包括机器人)，如果工人组织对工资施加上行压力，资本就可以购买这些自动化强度，使其发挥作用。
5）劳动的倍增。在几乎所有的地区，分散的“服务行业”的扩张都超过了农业和工业领域的工作。众所周知，“服务”是一个模糊的类别，其中包括复杂的“劳动倍增”(Mazzadra and Neilson 2013)，以及从高端专业会计和咨询服务到保安、门卫和快餐工人的一切。有些服务工作是产业运作的附属品，但用马克思主义的话说，其中许多工作是在扩大就业领域的循环(零售、广告和促销、销售、通信和娱乐)、金融(或更确切地说“FIRE”即金融、保险和房地产这三个词的英文首字母的组合金融、保险和房地产)和社会再生产(医疗、教育、文化生产)等领域。由于这种异质性，控制论在如何影响不同类型的服务工作方面存在着巨大的差异:有些人仍然坚持“面对面”的工作一传统的美发行业就是一个例子，而另一些企业则受到信息技术的强大影响，因此，原则上来说，既可以在全球重新定位，又越来越受制于自动化。一个适当的折衷选择实例不仅包括本章开头讨论的在线内容审核，还包括虚拟性工作、在线视频游戏中的“黄金农场”，或者各种各样的数字扫描劳动，从机场安检处的机构检查到从谷歌复制的书本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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