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如此，国际劳工组织(ILO)表示，在过去10年中，在“绝大多数经济体”就业的“专业技术人员和助理专业人员”数量有所增加。在欧洲经济中，这些职业占2000年就业人数的1/4以上，而发展中国家的这一比例略低于15%，在随后的10年中增长了2%至3%，不过发达国家的增长速度高于发展中国家。国际劳工组织将这些转变归因于“服务业、自动化以及信息和通信技术的影响越来越大”(ILO2011)。
国际劳工组织的报告还显示，参与“管理”活动的工人人数不断增加。据称，在一些发达经济体，这一比例高达15%(ILO2011)。这与信息技术创造了“扁平化”、等级较低的商业组织这一普遍说法相矛盾。计算机化的一个好处是，不仅使工业工人人数减少，而且使成本高昂的中层管理人员人数减少，因为个人计算机减少了高级管理人员对关键的指挥和控制数据的数字访问。然而显然，后福特主义、丰田主义的管理流程下放创造了一种不同的动态。据推测，“扁平”或“灵活”的信息时代的组织会产生大量的团队领导者、项目协调员、特殊顾问和内部专家，因此，资本精密的管理机制与其说是被废除了，不如说是在较低的“分子”层面上进行了重构。
因此，控制性资本的增长似乎与承担资本技术和监管责任的新中间阶层的崛起密切相关。然而，这并不一定意味着繁荣或安全，繁荣或安全往往与“中产阶级”一词联系在一起。虽然在某些情况下可能如此，但在另一些情况下，这可能意味着大量专业人员、技术人员和较低层次的管理人员在工资和条件方面面临停滞或下降的压力。这一点在美国“中产阶级”(Warren2014)的悲惨处境的文献中得到了广泛的记载。尽管这些文献充斥着令人困惑的术语，却描绘了一幅令人悲哀的画面：过度工作和压力重重的家庭，由于收入仅由双薪家庭维持，福利减少，在照顾儿童和家务方面的开支增加，子女教育方面的开支增加，以及对自动化或外包导致工作岗位流失的长期担忧。2013年，一份流传甚广的报告称，美国威瑞森公司(Verizon)的一名软件开发人员被发现以5000美元的价格将自己每年25万美元的工作外包给中国，同时继续领取全额工资，并在工作时间浏览社交媒体上的猫视频。他的产品无可挑剔，被认为是公司的“最佳员工”(BBC2013a)。在其他工资领域，与其说是中产阶级对工资下降的恐惧，还不如说是对无法晋升，无法享受与技能相称的富足、自主权和影响力的恐惧。因此，处于矛盾地位和忠诚的中间阶级的扩张，不断受到再无产阶级化的可能性的困扰，以致这些阶层在危机中产生了左右两派的激进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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