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息通信技术资本的真正意义在于它对一般资本所做的贡献。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控制论迅速被采用的时期，是全球不平等减少的趋势不仅停止而且急剧逆转的时期(OECD2011)。正如《经济学人》(Economist2011b)所言：
全球而言，脱贫人口的增加减少了收入不平等，尽管许多从事非正式和非法工作的人没有从中受益。但在大多数国家，不平等…近几十年来有所增加。在大多数国家，不平等似乎注定会继续加剧。
然而，这些分歧在一定程度上存在于劳动内部。随着全球西北部典型的大规模工人的减少，资本的劳动力不仅扩散到世界各地，还出现了分化，就像一些变形虫分裂成不同的部分，专业人士和技术人员的中间阶层被分割开来，全职工资和福利的受保护工人群体越来越少，长期缺乏安全感的无产者也越来越多。然而，最极端的是资本与其他人之间的差距。到2013年，世界上最富有的1%人口控制着110万亿美元，是最贫穷的35亿人总财富的65倍(Oxfam2014)。后者在过去30年通过工资下降、社会保护减少、失业率上升、自然资源私有化和掠夺等方式减少了他们在全球财富中所占的份额。(Selwyn2014b)
根据国际劳工组织(ILO2011)的数据，劳动力在16个发达国家的比例从20世纪70年代的平均约75%降至金融危机前夕的65%。劳动力份额的减少甚至更为显著，因为这一点在“富裕”和“贫穷”经济体中都很明显。劳动力在中国GDP中所占比重从1992年的近65%降至2008年的不到50%。尽管各主流机构对这种日益严重的不平等现象给出的解释各不相同，但它们几乎总是或明或暗地强调资本的新控制论权力所发挥的作用。国际劳工组织估计，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46%的劳动力份额下降是由金融部门造成的，与此同时，该组织还强调将短期股东回报最大化。正如我们在第五章中看到的，金融是资本中最具控制性的部门之一，现在完全依赖于算法、计算机化风险模型和高速网络交易。相比之下，经合组织将劳动力份额下降的80%归因于新信息和通信技术带来的生产率增长和“资本深化”，这导致了“创新和生产过程中前所未有的进步，提高了生产力”，机器取代了工人，尤其是日常工作(Wheatley2013)。无论这两种解释中哪一种最正确，其传达的信息都是一样的：在一场从上而下的无情的阶级战争中，控制论企业一直是资本的武器。
赛博无产阶级
1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