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后，在2013年，在一些意想不到的地方，广场和街道再次亮起来。土耳其政府计划在伊斯坦布尔塔克西姆广场附近的一个公园上空建造一座以奥斯曼帝国军营为主题的购物中心，这一计划导致数千人与安全部队进行了持续数周的战斗。在巴西，一场反对公共交通成本的运动突然升级为一波街头抗议浪潮，抗议的目标还包括政治腐败和国家在体育方面的支出等问题。在瑞典这个社会民主的天堂，在几天的暴乱中，移民工人和警察之间爆发了暴力冲突。在保加利亚，五个人为了反对失业和腐败而自杀，将自己烧成灰烬，引发了一波示威游行和与警察的对峙。接着又发生了一系列事件：2014年，土耳其和巴西的起义再次爆发，街头发生了死亡事件；波斯尼亚地区因起义而瘫痪；在乌克兰，继开罗之后发生了最大最血腥的“占领广场”起义，基辅(独立广场)的占领者推翻了一个盗贼统治的政府，引发了地缘政治危机，随后俄罗斯吞并了克里米亚，并支持了顿巴斯地区的反革命起义。
2011年达到顶峰的社会动荡突然成了控制论资本主义的新阶级组成：大量的剩余人口(被布亚齐兹的自杀戏剧化)；教育工厂里的年轻人，现在突然被无产阶级化为“没有工作的研究生”(Mason2012);从富士康工厂的宿舍跳下来的新工业无产阶级；从开罗到纽约，无数不稳定、低薪的工人挤满了广场。他们表现出安全工人和不稳定工人之间的分歧和交汇点，以及专业技术人员中间阶层矛盾的阶级定位，这些中间阶层有时和地方无产阶级阶层一起游行示威，或者至少是并行示威，比如在埃及和欧洲的游行示威，但在其他时间和地点的游行都是针对他们本身的，就像后来在泰国和委内瑞拉的动乱一样。这些事件表明了全球无产阶级多元世界内部复杂的联系和分歧。而且，正如我们已经观察到的那样，在这里我们可以提出一个问题，将这种新的阶级构成带入现实的控制论技术，是否会与资本对立？
循环、级联和不均匀动态
工人自治的理论家把资本的流通与斗争的流通做了对比，前者涉及市场交换中的价值实现，后者涉及抵抗的联系，从而形成了反对资本积累的网络。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反全球化运动的兴起恰好与互联网、开源软件和知识共享生产的发展同步。萨帕塔民族解放运动①的数字传播号召人们抵制新自由主义，激发了一场从西雅图到热那亚的抗议活动，其中还包括独立媒体中心的核心角色，编织了哈里·克里弗(Cleaver1995)所称的“一种斗争的电子结构”，绕开了媒体资本的意识形态过滤器。但是，随着“9·11”事件的爆发，全球化浪潮逐渐消退，网络激进主义的声望也在下降，这个事件的迅速传播似乎也促成了这场运动的消失。随着对立能量的下降，资本在商品化的Web2.0中恢复了激进主义的色彩，在自由的文化劳动和对其用户的监视的推动下，显然证实了乔迪·迪安(Dean2009)的诊断，即“交流资本主义”能够吸收数字武装分子向其投掷的一切东西。
赛博无产阶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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