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斯和范德林登强调，在这些无产阶级阶层激烈的筛选和分类中，性别和种族以及阶级都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我们理解这个过程不仅仅是预先给定的范畴的交集，而且是作为相互决定的过程之一。因此，在北半球，要想成为“工人阶级”—而不是其他的一些不确定的劳动范畴——就是用几十年时间成为白人和男性；但是相反，今天它所说的相同的内容和含义，在资本之内，要想成为“女人”而不是“男人”，不是一个解剖学的名称，而是由于历史的和当前没有报酬的再生产的劳动相对于“工资劳动”所形成的。要想成为“黑人”“棕色人”“黄色人”或者某个其他的“非白人”的影子，不是物理的颜色，而是皮肤如何编码一个奴隶的遗赠、契约的和担保的劳动，以及其他形式的超级剥削，存在于一次性的殖民地和资本的外周地带。那就是为什么那么多新的剥削加剧，而且需要由女性和非欧洲人口推动，正是这种数字化改变了家庭组织和地缘政治的劳动分工。
这本书除了“自治主义”思想资源之外，也明显地受到2008年以后强势出现的“社会主义”理论的影响(参见Cunningham 2009;Noys 2011)。这股思想潮流实际上高度批评了自治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的“工人主义”倾向，却依然共享了一个有问题的“阶级融合”和“斗争循环”的观点(在下一章讨论的两个概念)。对于这个控制论和阶级斗争的分析，尤其重要的是，关于增长的选言命题(在资本为自身再生产的需求及其无产阶级之间)的共产主义理论讨论(Simon2011)，还有《尾注》(Endnotes2013)中关于马克思“剩余人口”概念的复活。说这些页面是接着一个自治主义的笔记而开始的，这很可能是公平的，它展示了一种日益增长的共产主义的影响，通过完全没有任何方向的捐赠而终结，因此避免了一种普遍的不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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