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在“没有酒吧的监狱”里窒息(当你无法离开你生活的环境，并且不断被警察逼得走投无路，你就会被关进监狱)…通过攻击监狱，通过攻击所有将其定义为终身囚犯的国家机构，他们在反抗中挑战了自已在“监狱”中的社会角色。(Woland/Blaumachen 2014：8—9)
暴乱不是脸书的革命。2011年夏天，英国警察枪杀了年轻的黑人男子马克·杜根(MarkDugan)，引发了英国2011年夏季的骚乱，然后在全国范围内持续了四天，同时波及分布在全国各地的其他城市，超过15000人参与抢劫并焚烧公共建筑，以及与警察的战争。在骚乱期间及之后的一段时间，英国媒体和政界人士严厉谴责了所谓的“推特暴徒”或“黑莓暴徒”，这一点确实有道理。
对骚乱的主要学术研究发现，几乎没有人使用推特或脸书来煽动或组织骚乱(Lewis等人2011)。只有极少数人利用这些公共平台这样做，但他们很容易被逮捕和判刑。然而，黑莓手机网络得到了广泛的使用，它的低成本使得很容易将其推荐给被边缘化的年轻人，其加密网络也提供了一定程度的安全性。由于一些骚乱者要长途跋涉才能到达冲突地点，并且在不熟悉的地区活动，这种交流对于识别目标、躲避警察等活动非常有用。(Lewis等人2011）
福克斯认为“社交媒体恐慌是道德恐慌史上的一个新元素，一种将问题的社会原因抽象出来并写入技术的意识形态”的说法是相当正确的(Fuchs2012：385)。在这里，他们模糊了警察暴力和骚扰、贫困、不平等以及财政紧缩政策对社会项目和教育福利影响的根源(Lewis 2011;Trott 2013)。然而，骚乱者将手机作为武器来对付他们反击的控制性的安全设备视频监控、电脑分析、预测和先发制人的警务、高科技监狱。
伦敦骚乱发生的同时，英国学生大规模动员起来反对大学学费上涨，其中包括武装示威和校园占领活动，这些活动肯定使用了社交媒体。在一些观察人士看来，这两次起义之间似乎没有任何交流，但有人发现，这两次起义是在对社会削减和警察暴力的反抗中进行的(Endnotes2013)。就媒体而言，这两者似乎在很大程度上是分开的。同情骚乱者的学生活动人士写道，他们对脸书上铺天盖地的谴责感到震惊。大多数关于暴乱的社交媒体流量都来自目击者，他们试图了解发生了什么，以确保他们本人的安全，同时谴责正在发生的事情，或者是谴责政府支持的大规模修理工作的志愿者(Lewis等人2011)。正如一位记者观察到的那样，“社交媒体有自己的阶级分化”，“推特是一个“好”的社交网络，正直的公民用它来动员清理行动”，而“黑莓手机社交平台”是骚乱者的秘密工具。(Ball2011)
赛博无产阶级
14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