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出于同样的原因，这些职业的阶级构成，以及它们重要的中间阶层的构成，决定了这种新组合在斗争中会走多远。沃兰德/布莱曼彻认为，大规模占领运动的主要视角是“更好地管理资产阶级国家”(2014：12)—要么表达了对政府改革的要求，要么是对混乱改革的建议。
随着这一循环的继续，越来越多的中间阶层走上街头，不是为了反对资本，而他们就是为了资本。在巴西，一场震动中左翼工人党(工党)政府的运动—据报道“其中数量庞大的”抗议者“从事的是电话营销工作，且拥有大学学位”—从要求降低公共交通价格和增加社会服务的进一步要求开始，而他们是混乱的街头“堕落青年”与右翼反腐败活动人士、“通货膨胀冲击着的中产阶级”以及“新无产阶级”的混合(Singer2014;还可参见 Saad-FilhoandMorais2014)。在委内瑞拉和泰国，占领式的策略成为中产阶级运动的首选做法，用以试图减少穷人的收益。
在西班牙和北美，体力劳动者最终被驱逐，他们所拥有的社交媒体流量渐渐消失，一些流量转移到了其他项目上。在其他地方，比如开罗或基辅，胜利的占领在自由选举民主的框架内广泛地实现了政府的变革。这些结果往往也没有实现斗争中提出的更激进的愿望。在埃及，自由派和世俗分子在选举中被遵循伊斯兰激进主义的“穆斯林兄弟会”(MuslimBrotherhood)击败，随后他们在一场军事政变的支持下推翻了这一决定，军方完全恢复了权力。在乌克兰，一场最初的反对国家腐败的自由民族主义运动，在争夺基辅独立广场的斗争中，对一个规模虽小但组织良好的极右势力开放，这个势力的存在引发了顿巴斯地区的反叛者起义，后来又引发了俄罗斯的入侵(参见 Ischenko 2014;Radynski 2014a,2014b)。在埃及和乌克兰，“政府的垮台标志着运动的结束”(Woland/Blaumachen2014：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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