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决这个问题最常见的建议是加强教育——就好像这可以召集企业对人力资本进行投资，而不是仅仅加强对现有工作岗位的竞争一样。然而，有些人走得更远。谷歌的首席执行官拉里·佩奇曾表示，如果我们结束每周40个小时的工作时间，做更多的兼职工作，那么经济就可以轻松运作，而且实际上我们也会由此受益(Fiegerman2014)。据报道，排在比尔·盖茨之后的世界第二大富豪，墨西哥电信巨头卡洛斯·斯利姆(Carlos Slim)主张将工作周减少到三天，以提高工人的生产力和生活质量(Davidson2014)。但是这些亿万富翁的声明中都没有明确指出，这些减少或不稳定的工作应该收入多少(而且卡洛斯·斯利姆似乎确实不打算减少工作时间)。
另有些人则更加大胆。麻省理工学院的教授埃里克·布林乔尔夫松(EricBrynjolfsson)和安德鲁·麦克菲(AndrewMcAfee)在他们备受赞誉的计算指数化自动化趋势研究成果《第二次机器时代》(2014)中预见了潜在的就业危机。他们认识到正统经济对这种就业担忧的回应，可以保证剩余劳动力被吸收到一种“跨行业”的新形式工作中，这种工作从农业到工业再到服务业，但他们仍然认为这次自动化升级太快、太突然，所以这种情况可能会再次发生。布林乔尔夫松和麦克菲建议无论公民是否有工作，他们都要有“基本收入”，或者通过设置“负收入税”来获得“有保障的收入和工作激励”(2014：232—8)。尽管他们对于工作设定的等级含糊其辞，但是他们还是会赞成“共享”或“对等”经济，提供很多互联网协调的小额支付交易服务机会。他们的书中甚至还有一个章节具有“疯狂的想法”，其中包括为公民提供企业利润的红利，为非营利性服务活动支付报酬，甚至更疯狂的是在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时期，开展大规模的政府公共工作计划，旨在开展“净化环境”等任务。(2014：247)
某些提议听起来非常激进。例如，“基本收入”的概念已经被后工人主义思想家们大力推动，尽管我自己也曾是提倡者之一(Dyer-Witheford1999)。但是，对于这样的提议，有两个主要的注意事项。首先，基本收入的政治意义完全取决于它所设定的水平。如果它接近较低的贫困水平，它就会成为一种统一杂乱无章的福利制度以及更好地管理大规模贫困的方法：这就是为什么政治权利拥有者有时候会支持这样的计划。其次，布林乔尔夫松和麦克菲(当然还有拉里·佩奇和卡洛斯·斯利姆)所阐述的计划都没有说出剥夺资本或其人格化，即“1%”，对生产的控制权，或对其创造的大部分价值的控制权。实际上，我们可以把《第二次机器时代》提出的所有想法设想成为一种相对低成本的方式，即在加强警务水平的同时，“放置”日益多余的无产阶级，这时机器资本则继续进行商业累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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