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还有一些学者对这种以网络为核心看骚乱的视角持批评态度。他们声称这低估了更传统的、实实在在的组织方式的重要性(Aouragh andAlexander2011;Therborn2012);认为这漏掉了旧媒介形式的持久重要性(Kidd 2012a;Nunes2008);更重要的是，认为这掩盖了那种能驱使人们走上街头和广场的潜在的不满。乔迪·迪安(JodiDean)揭示了“脸书革命”的特征，将之比喻为“保守主义”，一种对激进政治的修复，通过聚焦高技术的小器具和网络聊天而走向“社交的资本主义”的修复(引自Arria2012)。菲利普·米罗斯基(PhilipMirowski2013)把新自由主义在承受异议中的成功部分归因于身边的记者关注社交媒体的平凡的影响。
关于数字平台的战术角色的争论是十分重要的，尤其是对那些想从2011年革命学习经验，想得知他们的对手正在学习什么的积极分子而言：以后我们会回到他们那儿去的。在主张社交媒体的权力许可和数字娱乐背后，仍然存在着另外一个议题——即计算机和网络在形成遍布于全世界的广场和街道进行交锋的力量方面的战略角色是什么？在北美，占领的口号——“我们是99%”——和幸运的“1%”的企业精英形成了强烈的对比。这些精英控制着全世界最先进的数字体系，并且掌控着工作不稳定的工人和失业者的命运。对这些工人来说，网络外包和自动化意味着工作的丧失和职场谈判的丧失。在世界其他地方，挑战富豪阶层的运动以各种不同的方式和阵线相结合。在各种不同的结构和组合中，城市贫民和无家可归者、有工资的工业及服务业的从业者，面临失业以及对专业焦虑的学生，计算机和网络在全球资本主义经济中的普及，极大地改变了一代人的工作条件以及失业情况。因此，在“脸书革命”的争议之外，还存在一个更加广泛的问题，即控制论与阶级的关系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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