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华雷斯代表了计算机组装工作的外包，那海得拉巴则是应用于软件开发的类似逻辑的例证。在这个过程中，印度一直是美国网络资本最重要的合作伙伴，因为它广泛地使用英语，在数学、科学和技术方面相对较强的教育系统，既存的商业联系，当然还有较低的工资水平。20世纪70年代，随着网络劳动力向美国的发展，这一关系开始了。博罗斯公司，与印度新兴的计算机产业有往来，意识到雇用印度员工为美国的客户安装软件的成本优势(Aspray等人2006：109)。这就是“身体购物”(Biao2007)系统的起源。印度咨询公司通过这个系统，为IT员工安排签证，在美国找到临时工作，进行日常编程，虚报工资以支付安置费用。
“身体购物”很快与反向的“虚拟迁移”重叠(Aneesh2006)。1984年，德州仪器公司从印度班加罗尔租赁了一条数据线到美国。印度程序员与软件项目签订了远程工作合同，不仅利用了工资差异，还利用了时区的优势，实现了24小时的工作周期。这种做法得到了大规模转换项目的推动，比如从大型机到个人电脑的业务转换项目，以及后来的千年虫恐慌（Y₂Kscare)—印度程序员努力确保美国计算机认识到新千年的开始。美国的制造业、航空公司和金融公司将后台数字系统的开发和操作送到了印度。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这一过程在印度的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中得到推广，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包括对特殊软件开发区域的税收和贸易激励。IT服务成为印度最大的出口产品，是面向市场的“闪亮印度”的核心。
美国和印度的软件工作存在着很大的成本差异，但在21世纪初，人们通常将成本差异估计在1：6到1:10之间。美国初级软件工程师的工资可能在4.5万美元左右，印度为4500美元(Ilavarasan 2007;Thibodeau2012;Fuchs2014a)。按照美国标准，印度的税率非常低，在一个在2000年的人均
赛博无产阶级
6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