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述了自己在深圳一家电子工厂的“打工妹”经历。打工妹和他们的男性同行打工仔，并不符合中国国家对工人阶级的概念，在毛泽东时代，“工人阶级”的定义是国有重工业的工人。“打工”的意思是“为老板工作”，还有“一次性”这个新术语，用来描述潘毅所谓的“后社会主义”对劳动力的资本分配(2005：12)。打工妹是农村人，她们年轻，具有流动性，通常在“婚前生命周期”(Ngai2005：6)期间在工厂内工作4—5年，打工妹是城市居民的蔑视对象，也是雇主的剥削对象。
潘毅详细描述了“主观化”的过程，即企业通过“劳动挪用技术”，通过实行专制的监督、重复的操作以及利用他们的农村和女性身份的心理和物质的贬值，将“打工妹”塑造成一个“劳动力大军”。在中国的国家管理的住房制度下，外来人口需要缴纳登记为临时城镇居民的费用；他们和他们的孩子，即使出生在城市地区，也无法获得教育、医疗和住房等公共福利(HartLandsberg2013：51—5)。这种制度迫使工人住进宿舍，使“外国和本地企业能够最大限度地提高工作时间，并榨取劳动力，而不用担心长期的劳动力繁殖问题”(Ngai2005：5)。潘毅描述的情况与深圳其他工厂记录的情况一致:每周工作6天，每天工作11个小时；每小时80—90美分的工资；没有有效的工会保护；拖欠或不支付工资；高事故发生率，其中包括有数十或数百名工人死亡的工厂火灾。
但潘毅还描述了在面对“全球资本主义、国家社会主义和家族父权制的三重压迫”(2005：4)时，打工妹发展的“自下而上的生活策略”，改造公社村的传统，创造相互支持的集体，改变了传统束缚外的父权权威和地方主义。女性的身份，使其成了歧视的对象，成了一种“小规模抵抗”“抗争的次文体”①的基础。潘毅写道，当工人们对生产线的加速反应是昏厥、月经疼痛、其他疾病和心理危机时(Ngai2005：2)，当时许多学者认为，中国农民工面临的困难会阻碍他们的政治组织发展。然而，在2004年，她所称的“农民工越界交响曲”(Ngai2005：6)突然爆发，一系列前所未有的罢工袭击珠江三角洲的工厂。中国开始成为新的“全球劳工动荡的中心”(Silver andZhang
第五章 循环
①作者本人将minor genre ofresistance翻译为抗争的次文体，参见潘毅《开创一种抗争的次文体：工厂里一位女工的尖叫、梦魇和叛离》，载于《社会学研究》1995年第5期。—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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