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然而，与此同时，打工妹制造的数字设备又回到了供应链，并正在改变北美的面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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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20世纪90年代，北美的制造业工作都是自动化和外包的，而实际工资却停滞不前，但消费仍占美国GDP的70%左右(Lapavitsas2013：274)。如果说中国是世界的新工厂，那么美国则是它的购物中心，美国持续在全球人均家庭支出排行榜上名列前茅，只有阿拉伯联合酋长国这样的竞争者与之竞争(WorldBank 2014b)。由于这些措施不包括购房这个主要的项目，他们大幅低估了美国的消费，其中很大一部分来自资本家和硅谷软件工程师等新中产阶层的奢侈消费。但北美的无产阶级也在购买，这是因为有两到三份收入的家庭变多了，而进入有薪工作的妇女弥补了工资的下降，通过借贷以及主要来自中国的廉价进口商品，这些都使得北美无产阶级的购买力增加。
北美工人不仅在消费，而且越来越多地在流通领域工作，向其他消费者销售，因为去工业化导致就业机会转向服务工作。到2000年，包括广告和促销活动在内的零售业雇用的劳动力比例与制造业一样高。沃尔玛取代通用汽车成为美国最大的雇主(US Dept.of Labor 2013)。它的低工资工人、更低工资的供应商、最低价和巨额企业利润的组合，概括了美国经济的动态。其他与消费相关的工作领域包括旅游业、酒店业和文化产业等领域，它们的电影、电视节目、广播节目、网站和数字产品都是商品持续流通的对象和载体。
正是在这种背景下，20世纪末最伟大的技术发现变成了一个巨大的销售引擎。如果说数字革命的肮脏秘密是供应链，那么它的优势面似乎就是互联网创造的巨大的交流。然而，在世纪之交的时候，这个网络越来越被定义为一种产品转换为商品的流通途径，它有助于消费活动、广告流动、获取销售和跟踪消费者。这样的命运在其起源时并不明显。从那一刻起，黑客们就开始在五角大楼的航线上建立网络，他们组织的不同模型在以净速度移动的子循环中进行竞争。
在互联网的早期阶段，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的政策将商业排除在“研究和教育”之外。在实践中，这意味着尽管互联网与商用计算机、商用电信和私有网络并驾齐驱，但它仍然是一个“临时自治区”(Bey1991)，是早期中等阶层用户的反文化游乐场。这一刻虽然短暂却留下了深刻的考古痕迹一开放的网络架构、持不同政见者的政治碎片和搁浅的网络文化殖民地在控制旋涡中旋转，即使在它远离它们的同时，资本主义的包容程度也在加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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