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国际电信联盟(ITU2013)统计，2009年有46亿移动蜂窝电话用户，2010年为54亿，2011年为60亿，2012年为68亿，这一数字相当于世界人口的96%。然而，国际电信联盟(ITU-2013)估计，这些数字包括一人拥有多部手机的情况(针对富人)以及拥有一部手机却持有多个SIM卡(针对穷人），实际用户估计在40亿人左右。在世界上最贫穷的地区，扩张尤其迅速。这些地方通常没有固定电话的基础设施，因此，低成本、使用简单便捷、不需要恒定电力、可通过预付卡和共用来控制成本的手机通常为这些地区的人们提供了第一通信体验。(Burell2010)
从2005年到2011年，世界银行(2013a：9—10)列出的“低收入”国家中，每100人的订阅人数从4.7人增加到41.7人；在印度，这个数字从7.9人增加到72人;在中东和北非，从22人到90人和撒哈拉以南的非洲从12人到53人(WorldBank2013a：104，8)。2008年，3/4的手机在发展中国家，但大多数是廉价的手机，不过数字智能手机(真正称得上是数字化的手机，而不是模拟设备)也在迅速普及(ITU2012)。因此，“移动主导的经济发展”(Bhavnani等人2008;Economist2009b;Aker and Mbiti 2010)的愿景对控制资本变得重要也就不足为奇了。手机被视为穷人在全球市场背景下改善自我的一种手段，它可以提供就业机会、创业机会和金融机会，并使得整个社会从农民生活跳到信息时代。
然而，在这里，我们探索了一个不同的命题：尽管手机在全球范围内的传播及其所激活的“普遍交流”具有解放性的方面，但这种潜力被作为商品生产(包括手机本身的生产)基础的阶级划分所叠加和颠覆。我们分三个阶段来论证这个论点，首先，我们来看看手机的生产周期，在这个周期中，普遍存在各种形式的不安全、高度剥削和危险的工作。其次，我们研究了在全球低工资地区如何使用手机来应对日常生活，这也是这些条件被再现的一种模式。第三，我们的结论是，移动电话是一种新的全球资本主义包容的范式技术，利用临时和间歇工作的固定条件，同时容纳和排出大量剩余人口。
剥削时刻
受乌苏拉·胡斯(Huws2003)“网络私刑”概念的启发，恩达·布罗菲和格里格·德珀特(Brophy and de Peuter 2014)已经确定了手机在一个人从出生到死亡的过程中所经历的“剥削循环”中的“瞬间”。我们将大致遵循这一模式，对其稍做调整并调整例证，以探索目前位于发展中国家的手机生产最普遍的五个阶段提取、组装、销售、服务和拆卸，预留设计这个环节，以便在第九章对“应用经济”进行更深入的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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