弗洛伊德—仍然在其分析初期强调说，“后续之事应被视作纯粹的思辨……将思想继续到底的尝试①”继续描述我所考察的（由合作型第二持存产生的）创伤型第一持存/选择的融合，就在第二持存（换言之，作为第一持存的第二变异）中，而且按照德里达所描述的延异(différance）的道路进行，这也是西蒙东所标志的道路，即个体化过程所包含的内部共振过程：
……因为再也不可能阻止精神装置不受大量兴奋的侵扰，那么机体就只剩下一条出路，那就是努力成为这些兴奋的主人，首先获取它们的精神静止，然后是它们的逐渐宣泄。②
问题变成了方式的问题，其精神的系统，作为个体化的过程，倾向于共时化，以对抗其固有的历时性（通过自行加载），这种历时性将发生在外部的前借口性(prétextualité）形成之际（即投射的第三载体的前借口性，这如同最微不足道的事情一样，就是正在出现的世界）。但是弗洛伊德在这里没有弄明白的，正如亚里士多德所说，就是感性的行为也是感觉者(sentant)的行为①：“外部”是由“内部”产生的，反之亦然。换言之，生者（内部）对死者(外部）的扣押也是死者对生者的扣押。这里还必须加上另一个死者的机关：作为第三持存的前工业环境的机关，由于这个环境承载着创伤型和集体的第二持存原前摄（proto-rétention）在其中形成的原持存（proto-protention）]，这是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深入思考的问题，它构成了历代人之间创伤传播的谜团，也是弗洛伊德在《摩西与一神教》中所忍受的创伤。
① 弗洛伊德，《超越快乐原则》，第2页。
②弗洛伊德，《超越快乐原则》，第36页。我认为弗洛伊德引入这段话是错误的，因为这样他就预先提出了一个观点，即“快乐的原则将首先被排除在战斗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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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征的贫困2：感性的灾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