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这样，美学问题突然进入政治问题的核心。
人类作为一个个体化过程，其动力就存在于外化过程中，它是一个偶发的变异，而非本质的实现。这是因为这种偶发性是技术性固有的属性，正如普罗泰戈拉（Protagoras）讲述的爱比米修斯神话所展示的那样。还因为亚里士多德像柏拉图一样，面对存在和本质也坚持这种话语，这与存在的这种偶然理解并不相容，因此技术不可能被亚里士多德思考为进入能意行动的过渡条件。
剩下的问题就是，如果我们像现在这样提出这个条件，把它当作进入能意行动的过渡条件，那我们还得理解，这个条件在另一方面也是倒退的条件，反之亦然。而在倒退中，将发生另一类进入行动的过渡：一种服从于死亡冲动的过渡。外化就是注定人类命运的东西，它将命运归咎于偶然，这样恰好打开了各种趋势冲突的场景，即我在《怀疑和失信1》中所说的上升和倒退趋势，而且外化能很好地为二者服务。这些趋势本身就与生命冲动和死亡冲动密切关联，以厄洛斯（Éros）和塔纳托斯（Thanatos）的面孔出现，弗洛伊德在《超越快乐原则》中曾经对此做了分析。
在这个偶发变异的能意运动中，起源的缺失具有不可逆性，面向能意行动的过渡就是将缺失变为过度，将偶发变成例外，由此出现了心理与社会的个体化。个体只有在自己身上保持过度才能个体化，这个向外过度（ex-cès）就是向外存在（ex-sistence）的自身表现，在这个存在中他成为自身所外化的那个样子，也就是说变成它所惊呼的那个样子，通过惊呼感性那轰动的而后又不可比拟的特殊性而存在。个体缺失走向个体过度的转变能意个体借此孕育一个运动，这并非简单地完成变异的运动，而是将某种例外、某种分叉载入这个变异。这个分叉其实就是一种冒险、一种降临、一种突发事物（unadvenir)，是这个变异的未来—这种转变是各种冲动的纽带，借助这个纽带，冲动进入组合，以便形成一种欲望，形成一个欲望客体。这个欲望的客体就是打开一种精神亲缘关系可能性的物体：在这种亲缘关系中，将形成情感的循环，这些情感将编织社会心理个体化原因的动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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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征的贫困2：感性的灾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