诚然，我们可以见证这一点，知识的分析性变异(devenir-analytique)，即脑力劳动的分工，导致这些知识主要变成了一些没有知识的知识技术：某种分子的专家或某种类型算法的专家，他们没有任何总体的考虑，能够让他们去理解，在怎样的认识论和能意语境中，在怎样的感官循环中，即载入某个个体化过程的感官中，他们的专业性能够找到其必要性，他们的物种怎样属于一个种类。
但是这儿的知识都是脑力劳动者的知识，处于先进的无产阶级化过程之中。这是象征的贫困的另一种形式，正如高傲可恶的无知那样，而如今却成为哲学世界的标准，而对科学、技术和技术工程来说，它也成为“人文科学”的标准，更不必说对艺术和现代音乐的蔑视，同时还有对经济和工业现实的蔑视。这个事实就是异教（mécréance）的某种形式，是精神对自身的厌恶的表达，是精神与其物化之间的冲突所带来的恶果，我常常提到我对瓦莱里的这个参照。
真正的学者（所有形式的知识和智慧）是在他们研究对象的边界上耕耘。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这些研究对象的表面正是他们真正的深度。在这些边界上，学者们恰恰会遇到著名的“复杂性”，其中研究对象的不可计算性，作为能意的客体，将通过下列事实显示出来，即这些精神的客体，最后也只能构成存在物体的共在，而这些共在本身其实并不存在。而这些物体若要构成这般的共在，只有在它们能够参与心理与集体个体化的范围内才有可能，并且在认识个体化的过程中继续个体化，使个体化从自身的不相符性出发，将物体连接到自身之上。
象征的贫困2：感性的灾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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