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社会主义者的观点大体上可以归结为三个方面:首先,资产阶级社会是一种少数人统治多数人的社会,是“恢复了的奴隶制”①;其次,资产阶级社会中的道德都是虚伪的说教,其实质是“利益支配一切”的极端利己主义②;最后,资产阶级社会的弊端可以通过有计划地联合与协作而得到消除,新的社会将“最迅速和最圆满地改善人数最多阶级的精神和物质生活”③。总之,法国的社会主义将现代社会问题的根源归结于私有制所导致的不平等,并认为人类可以通过自觉的制度设计和共同协作来消除这些不平等,从而实现理想的社会形式。1839年,费尔巴哈的两部著作《论哲学和基督教》和《黑格尔哲学批判》相继出版,费尔巴哈的人本学与社会主义相结合,迅速在德国哲学界产生了剧烈的化学反应,少数人把控的教会和国家成为被批判的对象,而哲学本身则被寄予了无限的希望。随着青年黑格尔派成员施泰因的著作《现代法国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在德国出版,融合了德国古典哲学、法国社会主义以及费尔巴哈人本学的激进青年黑格尔派在德国产生了越来越大的影响,他们普遍相信社会主义的组织原则才是德国乃至人类未来唯一合理的组织形式。在青年黑格尔派看来,只有哲学才能把握时代的精神和人类的真正使命,而哲学的任务就在于向人民展现未来社会的景象,“以便人民明了它、理解它,并为之欢欣鼓舞”,从而将人民提升到自觉的程度;哲学和社会主义一时间被视为同一种追求的两种表达,“当代哲学的顶峰必然构成向社会主义的过渡”④。
马克思的思想发展进程也与德国社会主义运动紧密相关。受到鲍威尔等人的影响,马克思在大学期间也加入了青年黑格尔派的行列。马克思在《莱茵报》时期贯彻了青年黑格尔派的立场,认为“任何真正的哲学都是自己时代的精神上的精华”①,而哲学的使命就是让人民意识到新时代的到来并将他们提升到自觉的程度。从1843年开始,遇到物质难题的马克思逐渐意识到青年黑格尔派对法哲学和国家哲学的理论批判只是一种对副本的批判,并不会起到实际的作用。到达巴黎之后,完成思想转变的马克思很快就放弃了黑格尔法哲学的写作工作,并有意识地加强了政治经济学方面的研究,自觉地将自己与德国的社会主义者区分开来。德国的社会主义认为,人类社会中普遍利益的实现只能建立在理性与道德的基础之上,因此哲学在社会变革之中将发挥着先导的作用。而马克思指出,有产者的理性和道德都只能以他们自己的私人利益为出发点,普遍利益的实现只能寄希望于没有私人利益的群体无产阶级。马克思清算了青年黑格尔派从观念出发改造世界的哲学信仰,转向了直接对生产进行研究的政治经济学,初步分析了无产阶级产生的条件及其历史使命,即资本主导的生产方式和雇佣劳动制度所蕴含的经济结构。马克思为此写了一组笔记,即后人所称的“巴黎笔记”,并在1845年与出版商列斯凯(CarlLeske)签订合同,计划出版一部名为《政治和国民经济学批判》的两卷本著作,这是马克思第一个政治经济学著作的出版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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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一般”与政治经济学批判
①傅立叶选集:第1卷.北京:商务印书馆,1979:117.
②傅立叶选集:第3卷.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303.
③ 圣西门选集:第3卷,北京:商务印书馆,1985:163.
④卡尔·格律恩,费尔巴哈和社会主义者,张念东,译.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198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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