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过，马克思此时仍然没有超越英国政治经济学。尽管马克思一直想要写作并出版一部政治经济学方面的著作，但是与当时已经存在的其他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家相比，马克思在这一阶段还没有提出真正具有超越性的纲领，只是把现存的各种观点条理化、体系化，并服务于德国无产阶级的斗争运动。这种政治经济学上的贫乏，一方面是由于马克思当时对政治经济学的知识储备尚不足以承担超越整个古典政治经济学的重任，另一方面也是由于1844年之后的革命和流亡生活让马克思难以拥有足够的时间来进行政治经济学的研究。除此之外，马克思对于未来社会的构想还存在着内在的矛盾：他的批判方法参考了古典经济学的经验主义，但是他的追求目标却是带有浓重古典哲学色彩的人道主义理想，即人绝对的自主和自决，这两者之间在理论上是相互排斥的。如果论证不了新的生产形式在未来社会中实现的必然性，那么马克思就无法将自己的理论与古典经济学以及社会主义经济学区分开来，同时也就无法论证通过无产阶级革命实现自由和解放的社会远景。不过，马克思在19世纪40年代显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这使得马克思在后来的研究中不得不回到这个问题上，寻找超越古典经济学的中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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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一般”与政治经济学批判
①《雇佣劳动与资本》原本是马克思在1847年的演讲，经整理于1849年又作为社论发表在《新莱茵报》第264—267和269号上。《雇佣劳动与资本》面向的读者主要是工人和革命者，所以马克思在其中几乎没有使用任何的政治经济学概念。然而这并不妨碍这部著作的政治经济学价值，因为马克思写作《雇佣劳动与资本》一书的主要原因是“看到了1848年以波澜壮阔的政治形式展开的阶级斗争以后，我们想更切近地考察一下经济关系本身，也就正当其时了，因为这种经济关系既是资产阶级生存及其阶级统治的基础，又是工人遭受奴役的根由”，无论其中是否运用了政治经济学的概念和研究方法，对于这种经济关系的研究都是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核心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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