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这一阶段关于政治经济学的摘抄和评述写在二十四个笔记本上，学界一般将其统称为“伦敦笔记”。伦敦笔记的前十三个笔记本的内容相对集中，1851年4月之前写的第I—VII笔记本主要讨论了当时经济学界关于危机的争论，4、5月间写的第VII—X笔记本讨论了围绕李嘉图政治经济学而产生的各种争论，5、6月间写的第XI一XIII笔记本则主要摘抄了当时工人运动和阶级状况的各种史料。从上述十三个笔记本的摘抄内容也可以看出马克思当时在伦敦所关注的现实问题，这些笔记本的内容后来直接或间接地运用在了“1857—1858年手稿”、“1861一1863年手稿”以及《资本论》中。经过两年多的艰辛钻研，马克思出版经济学著作的愿望尽管并没有实现，但此时他已经意识到了古典政治经济学本身的界限。马克思在1851年4月给恩格斯的信中曾说，整个经济学“开始使我感到厌烦了。实际上，这门科学从亚·斯密和大·李嘉图时代起就没有什么进展，虽然在个别的常常是极其精巧的研究方面作了不少事情”②。在马克思再次重启政治经济学研究之前，对整个政治经济学的批判和超越已经呼之欲出。
在19世纪50年代，马克思的主要研究成果是对雇佣劳动制度进行了经济学的解释，提出了剩余价值理论。马克思40年代的经济学理论主要以雇佣劳动制度为批判对象，认为雇佣劳动制度是资本家通过劳动合同或社会契约合法地剥削工人的一种制度。马克思的经济学研究延续了他在革命年代的思考，用经济学的语言重新表述了自己的理论立场，“一个人埋头制定了剩余价值理论”③。从雇佣劳动批判到剩余价值理论的发展是顺理成章的，因为它们分别是同一现象的法学表达和经济学表达。恩格斯甚至认为，《哲学的贫困》和《雇佣劳动与资本》证明马克思在1847年“已经非常清楚地知道资本家的剩余价值’是从哪里产生’的，而且已经非常清楚地知道它是怎样产生”的”①。
“资本一般”与政治经济学批判
①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395.“正面的东西”指的应该是马克思在《哲学的贫困》和《共产党宣言》中已经公开发表的观点。
②同①246.
③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6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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