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密虽然一直专注于对生产劳动的具体形式的分析，但他只是将资本主义生产和前资本主义生产当作分工的不同发展阶段，认为劳动生产率的水平取决于分工的水平，进而为资本积累做辩护。在现代资本主义生产中，资本积累扫除了分工进一步发展所遇到的现实阻碍，斯密从而将利润的性质解释为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所带来的产品增加，并将劳动生产率提高的原因解释为资本积累所带来的精细化分工。劳动者并不能带来资本积累，他们的工资仅仅足够满足直接的消费欲望；地主阶级也不能带来资本积累，他们更愿意将财富消费在非生产的服务上，来满足自身的奢侈生活；只有新兴的资本家阶级为了获取利润而奋斗，通过储蓄和投资来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财富的积累，而不是将所有的收入都消费掉。此外，即使工人在生产和分配中被压制、被异化，但是社会福利也因分工的发展而实现绝对的量的增加；斯密认为，就算是最贫穷的工人，他在文明社会中的生活质量也要远远优于非洲原始部落中的国王的生活质量。因此，生产成本价值论实际上将利润(从劳动者产量中扣除的作为资本家纯收入的部分产品）看作对资本家生产功能的价值补偿，资本家理应从产品的价格中收取一部分货币作为利润，以补偿并奖励他们通过牺牲消费而节省下来的生产性支出，以期资本家继续为持续生产的雇佣工人提供生活资料和生产材料。不过，斯密的解释并不完全令人信服，从劳动者产品中扣除地租和利润的观点后来遭到了社会主义者的猛烈批评。
在马克思看来，斯密相对价格理论和价值学说的根本错误在于混淆了“劳动的价值(雇佣工资)”和“劳动的量(产品价值)”。斯密在利润问题上过分的理论自信，冲淡了他自己对价值问题的关注，“斯密关于剩余价值的一般理论……并不打算哪怕是稍微证明一下：工人加到产品上的价值…由于工人不是全部占有这个价值，而是被迫同资本家和土地所有者分享这个价值或商品，已不再由包含在产品中的劳动时间决定了”①。在资本主义的生产形式中，活劳动的消耗作为价值尺度的原则并未失效，只不过“在劳动的物的条件属于一个阶级或几个阶级，而只有劳动能力属于另一个阶级即劳动者阶级的一切生产方式下一特别是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一定量对象化在商品中的劳动所支配的活劳动量，大于该商品本身包含的活劳动量”①。也就是说，利润的量并不取决于单位时间内新增的产品量，而取决于有酬劳动时间与无酬劳动时间之间的比例，即总产量与工资之间的差额。利润作为产品总量中的“这个扣除部分只能由工人加到原料上的、超过只支付他的工资或只提供他的工资等价物的劳动量的那部分劳动构成；因而这个扣除部分是由工人的剩余劳动，即工人劳动的无酬部分构成”②；而斯密“把劳动的价值或某一商品（或货币）对劳动的购买力当作价值尺度，这就使他在阐述价格理论、研究竞争对利润率的影响等等地方乱了思路，使他的著作在总的方面失去了任何统一性，甚至使他把许多重大问题排除在研究范围之外”③。“只要资本直接同劳动相对立，而不是同劳动能力相对立”④，斯密利润理论和价值理论的矛盾就无法克服；因为在资本主义生产中与资本进行交换的不是全部活劳动的量，而是劳动能力的价值，即工资。马克思据此提出了“可变资本—剩余价值”模型以替代斯密的“资本—利润”模型：剩余价值只能“由构成工资即花费在工资上的那部分资本产生”，“因为这是资本中惟一不仅再生产自己，而且生产一个余额’的部分”；而“在利润的形式上，剩余价值是按照预付资本总额计算的，而且…由于资本主义生产各个不同领域中利润的平均化，还有一些新的形态变化”⑤。也就是说，利润水平和工资水平并没有自然的标准，其水平如何完全取决于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力量对比与斗争结果；由于工人阶级在法权上不是生产资料的所有者，他们在这场斗争中处于绝对的劣势。
“资本一般”与政治经济学批判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3卷.2版.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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